什么是工人阶级

【工人阶级】工人阶级是什么意思 劳动阶级的现状与前途

工人阶级是什么意思

工人阶级（又称劳动阶级、劳动阶层等；英文：working class）通常用于表示社会地位与社会等级，无论何时，该阶层在社会所占比例最高，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比例减少，一般为产业工人阶层为主。该术语没有一致的解释，主要依赖个人的立场与观点的不同来理解。比如美国划分阶级标准是依照经常性收入和就业率来确定。

劳动阶级的现状与前途

现状未来

恩格斯指出：“工人阶级的状况是当代一切社会运动的真正基础和出发点，因为它是我们目前社会一切灾难的最尖锐最露骨的表现。”中国的无产阶级承受着最尖锐、最露骨的社会灾难，他们也肩负着社会主义运动的未来使命。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人阶级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在传统工人阶级日益商品化的同

时，农村劳动者不断无产者化，同时大量知识分子也不断落入无产阶级队伍之中。在全球化的时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城市和农村的扩张使“阶级对立简单化”，“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1.传统工人的历史和现状

建国后，经过3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了一支工人阶级队伍。这支工人阶级队伍的成长同社会主义命运紧密相连，他们建设起来的全民、集体企业也是共和国发展的缩影。传统国企工人有两方面的特点。一方面，他们具有无产阶级的鲜明特征，斗争的方向总是与社会主义制度紧密相连。工厂都是老一代工人通过辛勤劳动创造起来的，他们经过社会主义教育，以厂为家，具有鲜明的主人翁意识，是私有化的主要阻力；另一方面，传统工人是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培养起来的，缺乏同资产阶级斗争的经验。在文革中，工人受到一定程度的锻炼，但由于斗争的复杂性，相当多数的产业工人都加入了保守派，如文革初期重庆工人成立“工纠”，跟随党内当权派，同造反派对立。传统工人习惯于听党的话、跟党走，对党的变质、对资本主义复辟缺乏具体和深刻的认识，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恢复和发展，传统工人受到现实的教育，才逐渐地认清当年不能深刻理解的党内走资派问题。

在“放权让利”阶段，工人的经济收入在不断提高，而且增长的速度较快。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字计算，改革开放前国有单位职工工资年平均增长4.4%，改革开放初期实际平均工资年增长幅度为改革开放前的6.3倍。以北京某机械厂为例，1983年机械厂开始对直接生产工人实行超额计件工资制，即超额完成生产指标颁发超额奖，全厂职工的月平均工资从1978年的52元上升到1985年的119元，年均工资增长13%。在这一阶段上，工人逐渐放弃了管理权利，从以前的政治挂帅走向了关注物质利益。

传统工人中不同的群体很多。退休工人约有3000万（国企退休2300万、集体退休630万），历史上以低工资、高福利方式完成工业化建设，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形成的历史欠帐很多。退休工人最早起来进行斗争，也容易得到群众的支持并最终获得成功。

传统工人中下岗职工的斗争是最普遍、最坚决、最持久的。根据2004年厦门市的调查，下岗职工中48.4%参加集体行动，主要采取经济目标的形式，其中46.7%要求工作，43.3%要求收入补助，8.3%要求惩治腐败问题。在集体行动中，集体上访是最普遍的一种，参与集体行动的下岗职工中57.4%参与过集体上访。通过现实的教育，工人逐步认识到团结起来进行斗争的重要性，全国各地工人都明白“大斗大收获，小斗小收获，不斗没收获”。

官方宣传，“三条保障线”是缓解下岗职工生存状况的有效途径，但事实上即便进了再就业中心的下岗职工，除了前三年能领取生活费以外，他们与没有进入再就业中心的下岗职工没什么区别。长春拖拉机厂1998年设立下岗再就业服务中心，按照该厂劳资科科长的说法，下岗职工进中心的比率达到100%，不仅基本生活费足额发放、社保费用定期缴纳，而且还为下岗职工提供培训。很多下岗职工已经同企业有偿解除了关系，但改制引发的矛盾并没有结束。企业破产后经济欠帐很多，根据陕西省总工会对29户困难国企调查显示，拖欠医疗费问题普遍严重，被调查企业共拖欠退休职工医疗费6323万元，拖欠个人最多达十几万元、拖欠时间最长达十几年，其中有1/3的企业至今仍拖欠已死亡多年退休职工的医疗费。根据湖北省总工会的调查研究，在调查的60家改制企业中，有5家拖欠职工工资，11家拖欠职工集资款，13家拖欠职工医疗费，18家拖欠职工住房公积金。因此国企工人以要拖欠工资、要补偿和社保等为目标，以捍卫国有资产、反腐败为形式进行斗争，阶级意识逐步加强。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的现实教育了传统工人，开始重新认识毛主席和社会主义历史。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工人是工厂的主人，有政治地位，有养老、医疗保障，有工作积极性。国企工人无法忘记毛泽东时代，因为在那个时候，毛主席、共产党是真正的依靠工人的，是为工人谋福利的

2.新工人的现状与要求

实施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村乡镇企业快速发展，人口快速向非农产业转移，年均970万。从1988年～1991年治理整顿时期，乡镇企业普遍停滞，非农就业增长减弱。南巡讲话以后，城镇私营企业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就业人数迅速增长，离土离乡的人数每年增加1000万，形成民工潮。据有关数据，目前我国农民工群体总数在2～3亿，其中进城农民工应有1.4亿。农民工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主体。

老一代农民工处于“两栖”状态，很多人打算打工赚一笔钱后回农村做生意。随着大生产对小生产的排挤和农村土地流转的迅速扩张，新一代农民工越来越同农业大生产相联系。对于今后打算，有超过一半的人将会继续在外面打工，只有17.4%的人选择回家乡。新一代农民工已基本具备了无产阶级的特征，并具有了一定程度的工人阶级意识。据广东省总工会的调查，81.5%的农民工对自己的工人身份表示认同，对“自己在什么情况下才完全是一个工人”的问题，70%认为工资收入是进城务工人员衡量自己职业身份的首要条件，仅有5.5%选择“获得非农业户口”，这说明在农民工看来，户口与他们的职业身份已经没有多大关系了。

大多数农民工文化素质偏低，受教育年限不足7年，据有关资料显示，农村劳动力中，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占40.31%，初中占48.07%，高中以上仅占11.62%，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只占9.1%。由于没有专业技能，他们只能从事最苦、最累、最脏的力气活，生活条件也极其恶劣，大多住在简易的民房、工棚、甚至是候车室、地下管道、桥梁下等的恶劣环境中。他们的劳动报酬低、工资常被拖欠、安全和健康没有保障。

同传统工人不同，农民工是在资本主义环境下成长起来的雇佣工人，具有资本主义传统劳资关系的特征。他们的要求一般集中在增加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等方面。以集体争议为例分析冲突的直接原因，1996年第二季度全国因拖欠工资引起的集体上访和罢工有530多起，第三季度590多起，占42.6%；1999年欠薪成为集体争议的第一位原因；2002年欠薪更成为全国范围内“影响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一项统计表明，各级劳动监察部门为劳动者追回的欠薪数目逐年上涨，从2002年的14.5亿元开始，“成绩”越来越显著，2003年几乎翻番，为27亿元；而2005年、2006年都达到58亿元。这一看涨的成绩单背后凝结着劳动者的多少辛酸！

从行为组织上看，自发性是农民工的重要特点。深圳某台湾鞋业有限公司的管理和保安人员经常体罚工人并克扣工资，结果引发了3000多名工人参与的大罢工，工人在厂内砸玻璃、烧垃圾、呐喊示威，以示抗议。大连某日本独资企业，由于工人工资水平过低，工人多次反映而资方不予理睬，于是，爆发了有6000多人参加的罢工，在坚持了两天半后，日本总部急令答应工人的要求，但大连市政府出面干预压制工人的要求。

随着国际资本主义矛盾的发展，沿海劳动密集型企业所赖以生存的条件逐步失去，生产成本大幅上升。2008年《劳动合同法》的施行推动了阶级矛盾的发展。《劳动合同法》规定：“劳动者在该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或“连续订立二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应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这一规定引发了资产阶级的恐慌，很多资本家抢先辞工，试图以转为劳务工的方式规避《劳动合同法》的制约，由此引发了集体争议大幅增长。工人认为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但必须按照新法偿还加班费和劳动补偿金，平均每人追讨的规模在几万元左右。

3.大学生无产者化

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上加了一个注：“无产阶级是指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因而不得不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活的现代雇佣工人阶级。”即无产阶级是指不占有生产资料，在雇佣劳动关系依靠工资收入而获得生活资料的劳动者构成的社会集团。随着生产社会化和劳动协作的发展，生产工人的概念必然扩大。生产工人指生产剩余价值、服务于资本增殖的雇佣劳动力，生产工人不一定创造价值，但必须能为资本家带来剩余价值。中关村从事编程和软件开发的人员最为典型，他们直接称呼自己为“IT民工”，也很形象的说明了自身雇佣劳动的特征。随着脑力劳动者人数的不断增加，马克思在19世纪后半期先后提出了“脑力无产阶级”和“总体工人”的概念：“随着劳动过程本身的协作性质的发展，生产劳动和它的承担者即生产工人的概念也就必然扩大。为了从事生产劳动，现在不一定要亲自动手；只要成为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完成它所属的某一种职能就够了。”恩格斯指出：“希望你们的努力将使大学生们愈益意识到，正是从他们的行列中产生出这样一种脑力劳动无产阶级，他们负有使命同自己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兄弟在一个队伍里肩并肩地在即将来临的革命中发挥巨大作用。”列宁也曾提出过“工程师无产阶级”的概念。这些新概念将脑力雇佣劳动者与体力雇佣劳动者一起划入了“总体工人”或“生产工人”的范畴，反映了工人阶级发展的历史。

中国的资本主要依附于国外垄断资本，并不需要大量的技术研究人员。同时中国的资本利润微薄，也无法供养数量庞大的知识分子群体。因此，教育的“资本”化“生产”出规模庞大的大学生群体，巨大的就业压力使得脑力雇佣劳动者同体力雇佣劳动者越来越趋同。根据教育部的公报，2007年入学大学生567万，当年应届毕业生495万；根据2006年人事部调查数据，6成大学生毕业即失业。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一项抽样调查结果，农民工对月平均工资的预期为1100元，而应届大学本科毕业生的预期已降至1000元左右，且呈不断下降趋势。广州劳动社会保障部门的官员甚至认为“大学生不如农民工有竞争力”，浙江记者经过调查发现，很多大学生争着去餐厅做服务人员，“跟农民工抢饭碗”。因此，准确地说，当代知识分子主体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尽管很多知识分子并不会主动认同这一点。

21世纪初，我国脑力无产阶级约有6000～7000万。包括：机关办事人员1000万，平均劳动报酬17644元；专业技术人员3533万，其中事业单位2613万，平均劳动报酬16458元；企业办事人员2080万。

4.劳资矛盾的解决途径

2006年10月，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发展和谐劳动关系”。针对劳动合同签订率低、劳动条件恶劣、拖欠和克扣职工工资严重、群体性事件经常发生等问题，《决定》提出要完善劳动关系协调机制，进一步加强政府、工会、企业协调劳动关系三方机制建设；全面实行劳动合同制度和集体协商制度，确保工资按时足额发放；从建立健全国家劳动标准制度入手，针对安全生产、职业卫生、劳动保护等方面的问题，要督促各类企业严格执行国家劳动标准，加强劳动保护；要健全劳动保障监察体制和劳动争议调处仲裁机制，通过监察执法督促企业依法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整顿规范劳动力市场秩序，帮助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工追回被拖欠的工资，积极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十七大继续提出了“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和谐社会建设目标。

“发展和谐劳动关系”主要有三条：第一，不拖欠工资；第二，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第三，如果前两条不能实现，则通过三方协商机制解决争端。从官方理解中看，社会和谐发展的基础是政府财政和资本家能拿出钱来，保障劳动者能拿到一点“体面”工资。这对国际和国内环境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即以美国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长期繁荣下去，以保证两头在外的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只有目光短浅的资产阶级学者，才会将眼前的繁荣当作亘古不变的教条，忘记高悬在和谐社会上方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可能发生。但它正如新的危机一样肯定会来临。”

首先，资产阶级同传统工人和谐不了。即便不提老工人对社会主义的记忆，单从官方要求的衔接社会保障角度，距离完全转轨也仍有很大差距。2003～2004年的一项调查表明，国企下岗职工有41.6%同原单位买断劳动关系，而集体企业下岗职工只有18.5%买断了关系。在已经买断的人当中，55.6%缴纳了基本养老保险，在没有买断的人当中，只有24.4%缴纳了基本养老保险。沈阳市基本养老保险按照18%的比例缴纳，2004年沈阳市月平均工资969元，下岗职工缴费1766元，医保按10%缴纳，年缴费1163元，两项合计近三千元，在夫妻双下岗的情况下，这个数字还要翻倍。然而下岗职工收入远低于平均水平，沈阳市下岗失业人员有50%的人再就业后月收入在400元以下，很难承担得起养老和医保的费用，在30岁以下的下岗失业人员中，有80.8%没有缴纳养老保险，30－40岁之间有72%没有缴纳，40－50岁之间62.7%未缴。根据2006年底山西大同市总工会对所辖6县区小型困难企业的调查，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职工占在册人数的36%，参加大额医疗费用（大病）补助的职工人数仅占在册人数的12%。总体上，下岗失业人员中，缴纳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比例分别为35.5%和5.4%。大部分人为无法参保而忧虑。

和谐劳资关系要求建立三方协商机制，但一轮又一轮“攻坚”所引发的矛盾不在协商范围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规定：“政府主管部门在对企业国有资产进行行政调整、划转过程中发生的纠纷，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也就是说，只要是中央或地方政府部门批准的“买断”或其他改制纠纷，事实上就投诉无门。

其次，新工人同资本家们越来越难于和谐。伴随着新一代产业工人的成长，一个问题越来越紧迫的提出来：前途在哪里，未来怎么办？新工人无法回到农村，成渝土地流转经验在中西部迅速推广，甚至将大量老一代农民工回乡养老的梦想阻断。从阶级意识上讲，新工人盼望融入城市，最有可能真诚的追求“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目标。但农民工却很少缴纳社保，每次辞工都要到劳动部门退保。以养老保险为例，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规定享受基本养老金条件一是达到退休年龄，二是累计缴费年限满15年。各地城市则制定了对新工人更具歧视性色彩的规定，以深圳为例，“退休年龄的前5年，在本市连续缴费”、非深圳户籍员工流动前的连续工龄不视为缴费年限，也就是说56-60岁的外来男工必须稳定的在一个工厂里工作至退休，对于流动异常频繁的新工人而言，根本无法想象。因此在打工者看来，“这钱等于是白花”，“还不如把钱退回到手里踏实。”新工人连养老、医疗保障都没有，如何能实现和谐社会的五大目标呢？

再次，脑力无产阶级生存环境越来越恶劣。按照官方的界定，应聘于外企、三资企业的各级、各类“白领”和专业技术人才本应是中产阶级的重要来源，是“橄榄型”社会的重要支柱，是有效缓冲富有阶层和赤贫阶层矛盾冲突的中坚力量。但脑力无产者要求在城市安家落户，同“新三座大山”之间矛盾更为突出。单是房地产商，就可以将大部分脑力劳动者的工资收入洗劫一空。更何况越来越多的大学生会坠入无产者队伍，正如《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工业的进步把统治阶级的整批成员抛到无产阶级队伍里去，或者至少也使他们的生活条件受到威胁。他们也给无产阶级带来了大量的教育因素。”

此外，在土地、资源等各种生产力要素上涨的条件下，依靠剥夺廉价劳动力为生的中小资本生存日益艰难，纷纷向内地转移。之所以老工人在工厂保卫战中节节败退，秘密在于农民工与国企工人之间的差异和对立。而资本力量的壮大也必然使赖以战胜传统工人的手段走向反面，老工人与新工人一样一无所有，“机器使劳动的差别越来越小，使工资几乎到处都降到同样低的水平，因而无产阶级内部的利益、生活状况也越来越趋于一致。”新工人和老工人将从分裂逐步走向融合，正如《宣言》中所讲：“随着工业的发展，无产阶级不仅人数增加了，而且它结合成更大的集体，它的力量日益增长，它越来越感觉到自己的力量。”在这一过程中，“工人有时也得到胜利，但这种胜利只是暂时的。他们斗争的真正成果并不是直接取得的成功，而是工人的越来越扩大的联合。”资本主义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