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孝武帝

生平经历

登基过程

晋孝武帝司马曜，字昌明，生于晋哀帝隆和元年（362年）。他的祖父是东晋开国皇帝晋元帝司马睿，父亲是会稽王司马昱（后来的简文帝），母亲是李陵容（孝武文太后）。司马昱共有七个儿子，但前五个都早亡，只有司马曜和胞弟司马道子存活下来。

兴宁三年（365年）琅玡王司马奕继承皇位后，司马昱徙封琅玡王，四岁的司马曜则继其父会稽王之位。

太和六年（371年）十一月，大军阀桓温带兵入京，发动宫廷政变，通过崇德太后褚蒜子之命废司马奕为东海王，并拥立琅玡王司马昱即皇帝位，是为晋太宗简文帝，司马曜也就成为皇子。

东晋自司马睿开国江左以来，一直处于士族门阀的轮流支配之下，形成门阀政治的格局，而除了元帝司马睿、明帝司马绍稍有作为以外，其他皇帝都是几乎傀儡般的存在。到了简文帝司马昱时，这种皇权不振、士族专权的局面更达到极点，桓温完全掌控了朝廷大政，连谢安都视其为“君” ，史称“政由桓氏，祭则寡人”，而他的野心则是要简文帝“禅位于己” ，达到倾移晋鼎的目的。简文帝登基仅八个月便得了重病，于咸安二年（372年）七月二十三日连发四诏，催促尚居姑孰的桓温入朝辅政，桓温故意推辞；五天后，简文帝病情加剧，遂册封会稽王司马曜为皇太子，并遗诏“大司马温依周公居摄故事”，又说：“少子可辅者辅之，如不可，君自取之。”此时的晋朝国运可以说到了千钧一发的地步，因为桓温完全可以凭借简文帝遗诏而篡晋自立，这是其他士族所不愿看到的。因此，出身太原王氏的侍中王坦之当着简文帝的面撕掉了这封诏书，简文帝被迫同意将遗诏改为“家国事一禀大司马，如诸葛武侯（诸葛亮）、王丞相（王导）故事。”随即简文帝驾崩。但群臣中仍有慑于桓温淫威的人提议：““当须大司马处分。”出身琅琊王氏的尚书仆射王彪之正色说：“天子崩，太子代立，大司马何容得异？若先面谘，必反为所责。”于是朝议确定，皇太子司马曜登基为帝，是为孝武帝。崇德太后又以司马曜年幼，又在为大行皇帝服丧为由，再次命桓温行周公居摄故事，命令下达后，王彪之说：“此异常大事，大司马必当固让，使万机停滞，稽废山陵，未敢奉令，谨具封还。”此令遂未施行。就在晋室命悬一线、不绝如缕的关键时刻，各家士族门阀联手阻止了桓温篡晋的阴谋，确保了司马曜的顺利即位及东晋王朝的延续。

孝武帝司马曜刚继位三个月，就发生了道教徒卢悚率众三百人攻入建康殿庭，掠取武库兵器，欲复辟海西公司马奕的变乱。此乱矛头直指桓温，客观上增加了王、谢等士族抗拒桓温的效果。桓温在宁康元年（373年）二月自姑孰入京，风传他有诛王、谢，移晋鼎的打算，王坦之、谢安等严阵以待，桓温也只就前一年冬所谓彭城妖人卢悚率众突入殿庭一事穷加究治。稍后桓温生病，病中犹要求朝廷为其加九锡，王坦之、谢安等延宕其事。是年七月，桓温死。孝武帝继位之初的危机期总算有惊无险地过渡了。

谢氏秉政

桓温虽死，门阀政治的格局依然延续。由于孝武帝年幼，为了防止桓温之弟桓冲等谯国桓氏人物继续专权，谢安在桓温死后请出孝武帝从嫂崇德太后褚蒜子第三次临朝听政。史载：“时天子幼弱，外有强臣，安与坦之尽忠辅卫，卒安晋室。”谢安和王坦之在拥立孝武帝、匡扶晋室的过程中立下大功，自然也得到报偿。所以，东晋实权仍由士族门阀把持，只不过由谯国桓氏逐渐转移到太原王氏和陈郡谢氏手中。

宁康三年（375年）五月，王坦之死，谢安势力更盛，与桓冲分处中外，形成东晋权力结构的平衡。同年八月，孝武帝大婚，迎娶太原王氏名士王濛的孙女王法慧为皇后，其弟琅玡王司马道子也迎娶王坦之的从侄女为王妃，这不仅使太原王氏的影响力继续存在于东晋朝廷，也为孝武帝后期主相相持的政局埋下伏笔。

太元元年（376年）正月初一，孝武帝加元服，崇德太后归政，谢安以中书监录尚书事，成为名副其实的宰相。 谢安当权的最大弱点在于没有可靠的军事力量作为支撑。由于对内要防范仍在荆州盘踞的桓冲势力，对外要对付日益强盛的前秦政权，陈郡谢氏对于武力的需求迫在眉睫。

太元二年（377年），谢安推举自己的侄儿谢玄为兖州刺史，镇守广陵（今江苏扬州），两年后又兼领徐州刺史，驻节北府（今江苏镇江）。谢玄在此期间招募刘牢之、何谦、诸葛侃、高衡、刘轨、田洛及孙无终等骁将，整合他们麾下以流民为主的军队，组成了赫赫有名的“北府兵”。 北府兵战斗力极强，不仅巩固了陈郡谢氏的势力，更为江左华夏政权的存续提供了坚强的保障。

抗秦战争

孝武帝自登基以来，就一直面临氐族政权前秦的威胁，东晋西部的益州和梁州就在宁康元年（373年）冬被前秦攻陷。太元以后，随着前秦天王苻坚相继灭掉前凉、代国，完成了对中国北方的统一，对东晋的觊觎之心也就更加强烈。此后秦晋交界的江淮一带形势愈发紧张，大战一触即发。

太元三年（378年）四月，前秦派苻丕攻打襄阳，荆州刺史桓冲抵御，孝武帝诏命谢玄发徐、兖、青三州人丁，遣彭城内史何谦游军淮泗以为形援。何谦出兵是北府军的首次出战，从此以后，上下游桓、谢军队配合，彼此策应，以分前秦兵锋，形成东晋战略的一个特点，对于保障最终胜利起了重大作用。同年七月，秦军也采取东西策应的战略，秦将彭超请攻彭城，与攻襄阳之苻丕相互呼应。苻坚同意彭超的方略，并从西线分俱难、毛盛等军自襄阳东略淮阴、盱眙，与彭超等合势。从此东晋在下游开始受到压力。到太元四年（379年）正月，襄阳失守，东晋守将朱序被俘，其后彭城、下邳、淮阴、盱眙先后并入前秦，建康告急，形势对东晋更加不利。

太元四年（379年）六月，北府兵在君川打败秦军，前秦势力被逐于淮北，建康紧急状态得以解除。尽管西线局势仍不容乐观，但君川之捷使北府兵获得锻炼，提高了士气，为应付以后主战场的东移和展开淝水之战作了必要的准备。翌年幽州爆发苻洛、苻重之乱，苻坚忙于平叛，一时无暇南侵。太元六年（381年）十二月至次年九月，桓冲在荆州与前秦军屡有战事，或守或攻，小有收获。前秦以苻融为征南大将军，筹划攻晋。太元七年（382年）十月，苻坚将大举攻晋的计划公开于群臣，群臣大多反对，强调“谢安、桓冲皆江表伟人，君臣辑睦，内外同心”，然而苻坚志在必得，一意孤行，甚至已经安排孝武帝当尚书左仆射，谢安为吏部尚书，桓冲为侍中，并在长安给他们修好府邸。

太元八年（383年）五月至七月，桓冲率众十万反攻襄阳，分遣刘波等攻沔北诸城，杨亮攻蜀，郭铨攻武当。前秦苻睿、慕容垂众五万救襄阳，张崇救武当，张蚝、姚苌救涪城。这是桓冲在淝水之战前夕为了减轻建康压力而采取的一次大规模策应行动，使苻坚南侵之师疲于奔命。谢玄部下广陵相刘牢之亦于此时遣宣城内史胡彬率众向寿阳，以为攻襄阳的桓冲军声援，显示出大敌当前时东晋内部桓、谢两大门阀的团结。但与此同时，桓冲推荐王荟出任江州刺史，谢安则推出谢輶来当江州刺史，两方冲突又起，最后谢氏让步，孝武帝以桓冲自领江州刺史。这反映出门阀之间的潜在矛盾，为同仇敌忾的表象下增添了不和谐音符。

太元八年（383年）八月，前秦天王苻坚下诏大举攻晋，试图统一中国，淝水之战终于爆发。苻坚亲率步兵60万、骑兵27万、羽林郎（禁卫军）3万，共90万大军从长安南下，绵延数千里，水陆齐进，仅运粮船只就有万艘。同时，苻坚又命梓潼太守裴元略率水师7万从巴蜀顺流东下，向建康进军。苻坚骄狂地宣称：“以吾之众旅，投鞭于江，足断其流。”这就是著名典故“投鞭断流”的来历。东晋北上抗击秦军的总共兵力才8万，在宰相谢安的主持下，以谢石为大都督，谢玄为前锋，北府兵为主力，前往迎战。当时秦军前锋苻坚之弟苻融率30万大军首先到达颍口，秦军初战告捷，攻占寿阳，又截断了东晋派来救援的胡彬军的退路，将其团团包围在硖石。苻坚接到捷报大喜，他留大军于项城，带轻骑八千赶到寿阳，又派在襄阳俘获的东晋将领朱序去劝降晋军。朱序则心怀故国，将秦军部署和盘托出，并建议趁秦军未完全集结，迅速出击。谢石本来是打算坚守不战，听了朱序的话后便改变了作战方针，决定主动出击。十一月，谢玄派刘牢之率精兵五千强渡洛涧，去攻击对手的5万人马，大获全胜，斩前秦梁成等10将。洛涧之战令晋军信心倍增，谢石继续挥军水陆并进，直抵淝水东岸，在八公山边扎下大营，与寿阳的秦军隔岸对峙。谢玄见双方力量对比悬殊，形势又不容许晋军旷日持久地打消耗战，便派使者去秦营，要求秦军把阵地稍向后退，空出一块地方，好让双方一决胜负。苻坚认为让军队稍向后退，待晋军半渡过河时，再以骑兵冲杀，这样就可以取得胜利，于是就答应了谢玄的要求，指挥秦军后撤。结果秦军一后撤就失去控制，阵脚大乱。谢玄率领八千多骑兵趁势抢渡淝水，向秦军发动猛攻。朱序这时在阵后乘势喊叫：“秦军败了！秦军败了！”秦军有很多是强征入伍的，而且由多个民族组成，可谓同床异梦，人心本来就不稳，朱序这一喊，以为真的败了，越发慌乱，争相逃命，几十万军队就像山崩了一样丢盔弃甲的大溃逃。谢玄等乘胜追击，直至青冈（今寿阳西30里）。此时，苻融战死，苻坚中了流矢，单骑北逃，朱序乘乱投奔晋营，东晋获得淝水之战的胜利。淝水之战是中国历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并给后人留下了著名的历史典故和成语。如“投鞭断流”、“风声鹤唳”、“八公山上，草木皆兵”等，一直脍炙人口。

淝水之战后，东晋趁北方大乱之机，收复了巴蜀及山东河南大片失地，一直打到黄河北面的邺城。后来由于翟魏、西燕、后燕等胡族政权的反攻加上东晋朝廷的内斗，东晋在淝水战后所收复的淮北土地至孝武帝末年又大部丧失。

主相相持

淝水之战的胜利延续了东晋王朝的命脉，但内部的权力结构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随之而来的则是统治集团的内讧。在门阀政治下隐忍已久的孝武帝司马曜在前秦南侵期间的太元八年（383年）九月便以胞弟琅玡王司马道子录尚书六条事，开始分谢安的权。陈郡谢氏主导了淝水之战的胜利，却遭遇功高不赏的窘境。这一是因为长江上下游的桓、谢矛盾，但该矛盾由于淝水战后不久桓冲死去、桓氏暂时无人而化解；二是因为孝武帝、司马道子代表的司马氏皇权向士族门阀的挑战，这是导致谢氏面临危机的主要原因。当时太原王氏的王国宝等人以“谗谀之计”离间孝武帝与谢安关系，再加上谢安本有名士情结，不愿争权夺利，便作出让步，于太元九年（384年）八月自请北征，并于翌年四月出居广陵，八月去世。司马道子顺理成章地成为扬州刺史、录尚书事、都督中外诸军事。随着谢安被排挤及死去，谢玄也不能自安于北府之任，加以北伐失利和疾病的原因，于太元十二年（387年）正月解除兵权，退就会稽内史，一年后去世，他所节制的徐、青、兖三州也先后被司马道子（兼领徐州刺史）和谯王司马恬（青、兖二州刺史）这两位皇室成员瓜分。谢玄的引退标志着陈郡谢氏的门阀政治落下帷幕，也意味着孝武帝完成了皇权的收回。

尽管孝武帝实现了亲政，“威权己出”，但他显然不是一位合格的君主。孝武帝与其弟司马道子一起沉湎酒色，把宫廷搞的乌烟瘴气，又信奉佛教，宠幸僧尼，朝政日益昏暗。然而，在孝武帝和司马道子“酣歌为务”的表面下，兄弟之间却潜藏着深刻的矛盾，从而形成了太元后期的“主相相持”格局。主相相持直接表现为外戚太原王氏内部的矛盾，即孝武帝王皇后出身的王恭一系和琅玡王妃出身的王忱、王国宝一系之间的斗争。太原王氏虽继陈郡谢氏而兴，但既无人才亦无事功，不足以制约皇权并维持政局的平衡，只有分别依附司马氏而贪图门户利益，这与此前的门阀政治格局已大不相同。司马道子成为宰相后，权势越来越大，袁悦之更劝司马道子专揽朝政，王恭乃请孝武帝杀袁悦之。孝武帝托以它罪杀袁悦之于市中，“既而朋党同异之声，播于朝野矣”。主相之间的矛盾由于袁悦之被杀而公开化了，这是太元十四年（389年）十一月的事。

太元十四年（389年）六月和太元十五年（390年）正月，镇江陵的荆州刺史桓石民和镇京口的青、兖二州刺史谯王司马恬相继死去，对上下游的争夺遂成为主相相持的焦点。江陵、京口两藩分别为王忱和王恭所得，到太元十五年（390年）八月，司马道子又以其同党庾楷为豫州刺史。

太元十七年（392年）十月，王忱病死于荆州刺史任上，激起了孝武帝夺回荆州的努力，东晋政局又为之一变。司马道子欲以王国宝继其弟为荆州刺史，孝武帝自然不乐见荆州这块肥肉落入司马道子手中，他迅速采取行动，不经司马道子所控制的吏部铨选，以“中诏”任命心腹近臣殷仲堪为荆州刺史。与此同时，孝武帝还任命“以才学文章见昵”的郗恢代替以老病退的朱序为雍州刺史，镇守襄阳。透过这一系列的人事变动，孝武帝在主相相持中占了上风。

戏言被弑

孝武帝的皇后是“嗜酒骄妒”的王法慧，她在太元五年（380年）去世，此后孝武帝未再立后，而是宠幸淑媛陈归女和张贵人。太元二十一年（396年）九月二十日，孝武帝在后宫清暑殿中与张贵人一起喝酒。孝武帝喝高了，对张贵人开玩笑说：“你年近三十，美色大不如前，又没生孩子，白占着一个贵人的名位，明天我就废了你，另找个年轻貌美的姑娘。”张贵人听了后内心妒火中烧，而烂醉如泥的孝武帝毫无察觉，玩笑越开越厉害，张贵人遂起杀心。她先让孝武帝周边的宦官们也喝醉，等孝武帝和宦官们纷纷醉倒睡去后，她召来心腹宫女，乘孝武帝熟睡之际，用被子把睡梦中的孝武帝给活活捂死了。

随后，张贵人谎称皇帝于睡梦中“魇崩”。中书令王国宝深夜前来，叩打禁宫的大门，打算进去替皇帝撰写遗诏，被王恭之弟侍中王爽阻止。而当时司马道子（已徙封会稽王）也终日声色犬马，由其子司马元显执政，这对父子原本就站在孝武帝的对立面，正当主相相持中被孝武帝一方压制，对孝武帝之死求之不得，因而对张贵人不予追究。皇太子司马德宗即位，是为晋安帝，晋安帝的智力残疾程度甚于晋惠帝，自然也不会追究父皇之死。史学家吕思勉怀疑孝武帝以酒后戏言而被张贵人所弑乃真凶散布的谣言，但他被宫人弑杀应属无疑，从而暗示孝武帝之死很可能是司马道子父子及其党羽王国宝等人策划的阴谋。

司马曜死后，谥号孝武皇帝，庙号烈宗，与孝武定皇后王法慧共葬于隆平陵（今南京钟山之梅花山）。

为政举措

政治

孝武帝当政的最大亮点就是皇权的恢复。自司马睿开国江左、与琅琊王氏“共天下”以后，东晋皇帝“虽有南面之尊，无总御之实，宰辅执政，政出多门，权去公家，遂成习俗”，这就是所谓的门阀政治。七十年来，琅琊王氏、颍川庾氏、谯国桓氏、陈郡谢氏相继粉墨登场，左右朝政，架空皇帝。孝武帝之父简文帝司马昱临终时，甚至都萌生了放弃天下、让与桓温的念头，可见司马氏皇权已跌落到最低点。孝武帝即位后，谢安为代表的陈郡谢氏当国，孝武帝也只能“富于春秋，政不自己”。淝水之战后，孝武帝展开了对皇权的伸张，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在短短几年间排挤了陈郡谢氏，成功实现了“威权己出”。 孝武帝之所以能迅速冲破门阀政治的格局而恢复皇权，主要原因并不在于他自己的能力和才干，而是因为士族门阀日趋没落，到此时人才已凋零殆尽。正如史学家祝总斌所说：“掌握东晋政治军事大权的高级士族开始有王导、王敦，其后有庾亮、庾冰，再后有桓温，而到孝武帝时，却没有这样一些可以左右政局使君主俯首听命的人物了。”坐镇荆州的桓冲没有其兄的能力与威望，且在淝水战后不久死去；谢安虽对淝水之战的胜利立下汗马功劳，但在战后就屡遭谗毁，处于功高不赏的尴尬境地，再加上他本人仍不失名士风骨，不愿兵戎相见，遂主动交出权力。孝武帝正是抓住了士族门阀无人的机会，恢复皇权终见成效。

孝武帝伸张皇权，主要依靠的是胞弟琅玡王司马道子，他任用司马道子来取代谢安的地位，进而巩固了司马氏的皇权。孝武帝对于另一宗室谯王司马恬也“深杖之”。此外，孝武帝还大力提拔儒学寒士，以排挤玄学士族，代表人物有徐邈、范宁、王雅、车胤等。孝武帝恢复皇权，为时人所瞩目，如范弘之致司马道子笺中说：“晋自中兴以来，号令威权多出强臣，中宗（元帝司马睿）、肃祖（明帝司马绍）敛袵于王敦，先皇（简文帝司马昱）受屈于桓氏。今主上亲览万机，明公（司马道子）光赞百揆，政出王室，人无异望……”。刘波上孝武帝疏则言：“往者先帝以玄风御世，责成群后，坐运天纲，随化委顺，故忘日计之功，收岁成之用。今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相王（司马道子）贤俊，协和百揆，六合承风，天下响振……”。可见孝武帝确实达到了“亲览万机”、“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目标。

但是，孝武帝和司马道子并未能妥善运用权力，反而因其贪图享乐、沉溺酒色而使朝政日益昏暗。史称其时“会稽王道子倾弄朝权，其所树之党，货官私狱，烈祖（孝武帝）昏迷，不闻司败，晋之纲纪大乱焉。”另一方面，孝武帝和司马道子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双方以其亲信抢夺地盘，形成“主相相持”的局面，尽管如此，正如史学家田余庆所言：“但有太后（李陵容）周旋制约，终于使孝武帝不废黜道子，道子亦不危及孝武帝。终太元之世，孝武帝与道子始终维持着虽相依维、复有矛盾的关系，这种关系，正是时局虽然纷坛坦迄无内战的原因之一。” 然而，随着孝武帝突然遇弑，继位的晋安帝是智障人士，权力遂尽归道子父子，孝武帝遗留的矛盾迅速升级，加上桓玄为代表的士族门阀卷土重来、孙恩为代表的道教势力勃然兴起，很快引发了东晋末年的一连串内乱与混战，最后司马氏皇权与士族门阀在战乱中同归于尽。

经济

孝武帝时，在经济上实行了赋役改革。西晋时行占田课田制，无论田之有无多少，一律按一夫五十亩计税，共收田租四斛。东晋成帝年间，又改以田亩为准，丈量百姓之田，按一亩三升征税。到了孝武帝太元二年（377年），又依据形势变化，恢复了西晋以人丁为准的赋税方法，王公以下每口征税三斛，在役之人不交税。为了保证税源，太元年间还“蒐简民实，三吴颇加澄检，正其里伍”。 通过这次赋役整顿，东晋经济大有改观。史载：“至于（太元）末年，天下无事，时和年丰，百姓乐业，谷帛殷阜，几乎家给人足矣”。

文化

孝武帝与乃父简文帝提倡玄学不同，而是标榜儒学。宁康三年（377年）九月开讲《孝经》，尚书仆射f谢安侍坐于旁，尚书陆纳伴讲，侍中卞耽伴读，黄门侍郎谢石、吏部郎袁宏手执经书，中书侍郎车胤与丹阳尹王混选取文句，为当时的一大文化盛事。孝武帝还亲行释奠礼，后又试图恢复明堂郊祀之礼。太元九年（384年），尚书谢石奏请恢复国学，与已有之太学并立，得到孝武帝批准，于太元十年（385年）二月立国学（国子学），命公卿子弟入学，同时还在国学西侧修建“夫子堂”，开庙学合一之先河。此后国学一直延续，并演变为国子监，成为历代之最高学府。太元十一年（386年）八月，孝武帝加封孔子后裔孔靖之为奉圣亭侯，并创建“宣尼庙”以供其奉祀孔子。孝武帝时期在建康创建的孔庙是曲阜阙里之外建立孔庙的滥觞。孝武帝尊儒兴学的举措，也是与政治上恢复皇权相配套的，不过收效不是很好，国子祭酒殷茂上疏称：“自学建弥年，而功无可名。惮业避役，就存者无几；或假托亲疾，真伪难知，声实浑乱，莫此之甚”，请求孝武帝加以整饬。孝武帝虽采纳他的意见，但未见举措。

孝武帝还实施弘扬佛教的文化政策。司马曜是汉族王朝第一个公开信佛的皇帝，他在宁康三年（375年）遣使请高僧竺法义“出都讲说” ，太元六年（381年）正月“初奉佛法，立精舍于殿内，引诸沙门以居之”。在《高僧传》、《广弘明集》等文献中，保存了孝武帝所颁发的《俸给释道安诏》、《诏赙竺道潜》、《诏赙竺法汰》、《与朗法师书》等文书，反映了孝武帝与高僧大德们的密切关系。孝武帝还修建皇泰寺，捐献潜邸为本起寺。由于孝武帝对佛教的扶持，佛教势力得到了相当大的发展。一些佛教徒也得到孝武帝的宠幸，进而影响朝政，史载“姏姆尼僧，尤为亲暱，并窃弄其权”。

历史评价

宋明帝刘彧所撰《文章志》的评价是：“帝聪惠，推贤任才。”

魏收等《魏书》的评价是：“昌明年长，嗜酒好内，而昌明弟会稽王道子任居宰相，昏醟尤甚，狎昵诌邪。于时尼娼构扇内外，风俗颓薄，人无廉耻。”

唐代某“公子”（可能是唐太宗）与虞世南的对话：“公子曰：‘（东晋）中兴之政，咸归大臣，唯孝武为君，威福自己，外摧强寇，人安吏肃。比于明帝，功业何如？’先生（虞世南）曰：‘孝武克夷外难，乃谢安之力也，非人主之功。至于委任会稽（司马道子），栋梁已挠，殷（仲堪）、王（恭）作镇，乱阶斯起，昌明之谶（指“晋祚尽昌明”），乃验于兹。加以末年沉晏，卒致倾覆，比踪前哲（晋明帝），其何远乎？’”

房玄龄等《晋书》的评价是：①“太宗晏驾，宁康纂业，天诱其衷，奸臣自陨。于时西逾剑岫而跨灵山，北振长河而临清洛。荆吴战旅，啸叱成云；名贤间出，旧德斯在。谢安可以镇雅俗，彪之足以正纪纲，桓冲之夙夜王家，谢玄之善断军事。于时上天乃眷，强氐自泯，五尺童子，振袂临江，思所以挂旆天山，封泥函谷，而条纲弗垂，威思罕树。道子荒乎朝政，国宝汇以小人。拜授之荣，初非天旨；鬻刑之货，自走权门。毒赋年滋，愁民岁广，是以闻人、许荣驰书诣阙，烈宗知其抗直，而恶闻逆耳，肆一醉于崇朝，飞千觞于长夜。虽复‘昌明’表梦，安听神言？而金行颓弛，抑亦人事。语曰‘大国之政未陵夷，小邦之乱已倾覆’也。属苻坚百六之秋，弃肥水之众，帝号为‘武’，不亦优哉！”②“君若缀旒，道非交泰。简皇凝寂，不贻伊害。孝武登朝，奸雄自消。燕之击路，郑叔分镳。倡临帝席，酒劝天妖。金风不竞，人事先凋。”

王夫之评价司马曜为“昏湎之主”，认为“晋亡决于孝武之末年”。

蔡东藩《两晋演义》中的评价是：①“恶习都由骄纵成，家无贤弟咎由兄。尊亲尚且难施法，假手群臣乱益生！”②“家无贤子弟，家必败，国无贤子弟，国必亡。……彼晋孝武帝之纵容道子，弊亦相同。道子固同母弟也，然爱弟则可，纵弟则不可。道子不法，皆孝武帝酿成之，委以大权，与之酣饮，迨至道子贪婪骄恣，宠昵群小，乃始欲分置大臣以监制之，何其谬耶！而王国宝辈更不值评论也。”

史学家吕思勉的评价是：“晋孝武帝性甚愚柔，虽以苻坚之送死，幸致肥水之捷，此乃适值天幸，非其有戡乱之才也。帝任会稽王道子，政治大乱，逮至大权旁落，又用王恭、殷仲堪以防之，所任亦非其人，肇致桓玄之篡窃，刘裕因之得政，而晋祚终矣。”

史学家田余庆的评价是：“史籍所载，孝武帝是昏君，司马道子父子是乱臣，这些都是事实。但，在这些昏君、乱臣的某些行事中，却体现了门阀政治向皇权政治的转折。回复皇权政治，是回复中国古代历史的常态。这是客观的历史趋势，与评价门阀政治无关，也与评价人物无关。或者还可以说，正由于昏君乱臣当朝，本来是可能有所收获的恢复皇权的活动，才没有出现真正的成效，徒然成为一阵噪音，一场闹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