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多样性的意义

文化多样性论文范文第1篇

一、产业化加速全球文化趋同

无论在事实认定和价值评判上有多少分歧，全球化作为当代经验的一部分已是无可辩驳的存在。这首先是对经济活动的描述，高科技装备的通讯交往、低廉的运输成本、没有国界的自由贸易等等正在把整个世界融合为一个统一市场，这又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以市场资本主义、民族国家与民主政治为主导的现代制度，以自由、人权和公正为主导的现代价值观已为大多数国家所接受，在不断增长的国际间货币、商品、人员、影像和信息之流日趋强劲的调和下，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正日益成为一个联系更为紧密、差异可能缩小的整体，历史地形成的各种特殊文化（民族的、国家的、地域的和社群的）以当代传媒技术为支持，借助不断扩张的资本运作，在全球规模上持续、深入地交流与互动，越来越呈现出整体性发展的趋势，相似性在增加，色彩鲜明的差异在消失，文化认同与价值认同越来越有超越本土化的趋势。美国学者彼得·伯杰概括了文化全球化的四种载体，一是被称为“达沃斯文化”的国际商业精英群体；二是被称为“学院俱乐部文化”的国际知识精英群众；三是“麦当劳世界文化”；四是“福音派新教”或任何大规模的群众运动，通常指宗教性群众活动，所谓全球化就是文化性的物质及观念借助这四种载体从西方向世界其他地区的运动传播。（2）在抽象的意义上，文化全球化意味着一种超越国界、超越制度、超越意识形态的全球价值和全球伦理开始具有现实存在的品格，最终趋向全球文化共同体。

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多种因素和力量都将在其中发挥作用。就目前阶段而言，它首先由于文化产业化而获得动力。

首先，文化产业具有跨越文明界限和制度藩篱的特性与功能。

作为“整体性的生存方式”，文化是使人们凝聚为一个共同整体的一系列共享的意义、信仰和价值，有其特定的时空范围。尽管文化交流自古普遍存在，但在产业化之前，一方面文化作思维模式、行为规范、审美观念和价值信仰，难以大规模地在域外传播扩散；另一方面文化具有意识形态功能，跨国交流实际上受制于政治关系，国家对峙内涵着文化对抗。产业化意味着文化的商品化，商品化导致交换价值的统治，并使理性计算在文化领域成为可能，所有的本质差异、文化传统与质的问题，都转化为量的问题，文化从精神价值、意识形态等抽象的、信仰的层次向世俗的、物质的领域扩张，越来越多地具有物质商品的形态，“心”“物”难分难解，文化不再是社会经济权力之外的“飞地”或孤立绝缘的自律领域，也不再是地方风习、民族惯例、意识形态，它同时也是技术、物品、娱乐与服务，也是物品之一。在这个意义上，文化产业具有“去分化”（de-differentiation）的功能，即经由社会分化而产生的界限或区别现在已经变得模糊，比如在精关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在现实与它在影视、媒体、文艺作品中的再现之间，在政治与广告、经济生活与文化、生产与交换、东方与西方之间都有这一趋势。今天的文化活动更多地发生在城市广场、购物中心、超级市场、街心花园等与其他生活行为没有严格界限的社会空间，这部分地支配着我们对现实的感受和确定自身和周围世界的方式。比如独具匠心的广告就可以把罗曼蒂克、珍奇异宝、欲望、美、成功、共同体、科技进步与幸福生活等各种意象附着于像肥皂、洗衣机、摩托车及饮料等消费品之上。德国哲学家韦尔施发现：“倘若广告成功地将某种产品同消费者饶有兴趣的美学联系起来，那么这产品便有了销路，不管它的真正质量究竟如何。你实际上得到的不是物品，而是通过物品，购买到广告所宣扬的生活方式。而且，由于生活方式在今天为审美伪装所主宰，所以美学事实上就不再仅仅是载体，而成了本质所在。”（3）由于文化既直接转化为一种产业又参与其他产业之中，具有穿越制度框架和文化界限的“无国界”的形式和能力，因此成为一种任何人都可以接受和拥有的商品。很明显，中国文化界可能有不少人欣赏约翰·杜威的哲学和亨利·詹姆斯的小说，但只有好莱坞大片能够深入到中国村镇，为那些根本不知杜威和詹姆斯为何人的公众所津津乐道。由于文化产业的生产和消费主要遵循市场规律，可以通过不断扩大的市场体系和商品逻辑而压倒其他一切社会关系和价值体系，成为全球市场的主导文化。有人观察到：“在阴雨连绵的奥普鲁斯散布发着霉臭气的小屋中，年轻的卡博克洛斯族人正在进行辩论。他们是印第安人和黑奴的混血的后代。辩论的题目是加利福利亚电视系列片《水上救生员》中从事水上救护的帕梅拉安德森的胸围是多少，就好像她是身边的一位姑娘。”（4）在相当一个时期内，文化全球化主要是指文化产业全球化。

从理论上说，不同区域的文化产品都有其不可取代的价值，都有面向全球市场的权利和条件，全球文化互动的内在动力正在于不同文化在形式与意义上的互补，但就现实来看，具有“全球意义”的文化却不是全球各种文化的抽象和平均，而是经济技术发达的西方国家通过一些支配程序而展开的全球作业。在文化霸权的驱使之下，西方国家的文化产业以一种诱导的姿态来迫使民族文化对其认同，同时排斥民族文化对自身的认同，从而形成了一种“话语霸权”。台湾作家龙应台真切地指出：“然而，什么是‘全球化’呢？这个词其实是有问题的。影响从哪里来，往哪里去，是什么‘力量’在转化谁？谁被谁‘化’掉啊？渗透到我的24小时生活细节里来的，难道是印度的或埃及或阿拉伯的影响吗？不是，仔细看这24小时的内容，代表着‘全球化’东西中，其实99%是西方的影响，是西化，然后再细看西化的内容，譬如说物质的品牌，非常高的比例是美国来的东西。所以对于我们而言，所谓全球化的内涵其实是一种‘美国化’的过程。”（5）确实，在全球化的诸种当代形式中，几乎没有什么像国际品牌、大众文化偶像和工业品以及卫星向各大洲成千上万的人的现场直播重大事件那样如此、覆盖面广并且渗透力强。时代华纳、新闻集团、迪斯尼乐园、威卡姆集团、贝塔斯曼集团、美国电讯公司等成为文化产业的全球性垄断寡头；美国的电影、欧洲的摇滚、英国的音乐喜剧、巴黎和米兰的时装、德国的图书等均在全球范围内取得了支配地位。文化从强势的西方发达国家传播出去，大举占领海外市场，催生了全球性需求，几乎使全球消费者对其欲罢不能。在这种实际上是“麦当劳化”的全球化压力下，一些发展中国家或文化弱势国家的市场被并不能反映他们生活的符号和形象所占领，甚至难以讲述自己的故事和经验，现阶段的全球化确实具有文化殖民的特征，这种意义上的全球化确实在威压着自古形成的文化多样性。（6）

第二，文化产业内涵着抑制差异的标准化特性。

还在文化产业刚刚诞生的时代，一些敏感的批判知识分子就指出，借助于科技进步和工业化生产的大众文化具有标准化、齐一化的特性，它可能扼杀了艺术创作的个性、创造性和欣赏的自主性、想象力。法兰克福学派首创“文化产业”一词，以表明大量制作的文化的产业化过程以及驱动整个体系的商业化规则。批判理论分析处于产业生产情境下的所有大众化的文化制品，判定文化产业主要是为了消费而进行生产，其模式是按照一定的标准和程序大规模地生产各种复制品，如电影拷贝、唱片、照片、录音带等均呈现出伪个性和非个性化倾向。“文化已经变成了一种很普通的说法，已经被带进了行政的领域，具有了图式化、索引和分类的涵义。很明显，这也是一种工业化，结果，依据这种文化观念，文化已经变成了归类活动。”“整个文化工业把人类塑造成能够在每个产品中都可以进行不断再生产的类型”。（7）这些产品通过正面地呈现社会的标准和实践，在意识形态上使资本主义社会合法化，从而也再生产了现存的政治秩序。比如阿多诺认为，流行音乐结构简单、旋律反复、机械敲打，像刻板的教条一样，使听众不由自主地产生机械反应。因此，艺术欣赏的自主性瓦解了，这种瓦解使听众的心理退回到一种被动依附的幼稚状态，使个人融入大众文化和社会的框架里。在半个世纪以后的今天看来，批判理论的一些具体观点已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所否定，比如吉安德隆1986年就同情地指出：“阿多诺在他1941年出版《论流行音乐》时所作的卓越分析显然是有道理的。众所周知，在该论文出版之前的二十年时间里，流行音乐的歌曲结构和音乐内容几乎没有变化。这些歌曲绝大多数都是按32音节AABA格式创作的。几乎所有的作曲都没有偏离简化的和弦范式或‘六月一月光一柔情’的韵律格式。”（8）正像英国文化研究所揭示的，强大有力的工业也不能轻易地操纵消费者，文化产品的消费要比阿多诺等人所设想的要主动得多。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与传统自发的、更多的是个体创造的文化作品相比较，工业化、组织性的批量复制的文化产业确实没有为个性和差异留下空间。

比如现代传媒产业就可以在其所覆盖的区域让受众有可能最大限度地接受同样的信息，从而极大威胁种种地方性经验的存在空间。在传统时代，各地域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生活，如地方戏曲、民间音乐，它们不可能被普遍化。但现代传媒的涵盖面远远超出人们的直接见闻欣赏经验，无情地将原有的层级式的多元结构压平，使一个文化空间只有一个或极少几个文化产业的受益者，并以其无远弗届的威力诱使公众相信，只有那些覆盖性极大的传媒提供的产品拥有超越任何其他文化作品的特殊价值，甚至只有这些文化产品才是值得欣赏和喜爱的。傅谨在分析中国文化产业时指出：“在运用现代传媒最为成功的流行音乐领域表现得最为充分——经由现代传媒手段的成功运作，就像中央电视台那个广受欢迎的栏目名称所暗示的那样，所有地区不同民族、在不同地区地理环境与文化习俗中成长起来的人们，都唱着‘同一首歌’。王菲和F4不仅是台湾、香港、上海和北京青少年的至爱，同时也是新疆或黑龙江某个小村庄里的青少年的至爱；全国每个城镇的歌厅里的演唱者，都以逼真地模仿有全国影响甚至世界影响的歌手的广为人知的歌曲为荣，而不是以演唱最能凸显他自己声音特点的、他自己的歌曲为荣；在这种情境里，地域性的音乐几乎已经不存在，二、三流的音乐和二、三流的歌手几乎已经不存在——所有音乐要想流行，都只能通过成为全国或全球性音乐这一条狭窄道路；一个歌手即使想在一城一镇成名，也只能模仿性地成为那些频繁在大众媒体露脸的明星们的替身。”（9）这种中国现象肯定在发展中国家具有普遍性。

第三，文化产业的全球扩张严重挑战民族国家的文化主权

在从传统向现代的演进过程中，文化的理性化、普遍化曾经支持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17世纪法国古典主义高举普遍人性的旗帜，制定种种文化规则，有效地配合了路易十四王朝的中央集权；18世纪启蒙运动认为文化是文明的集中反映，它通过共同人性和理性精神等普遍永恒的价值将人类提升到世俗物质利益和政治宗派斗争之上，通过可以对每个人都具有规范作用的普遍主体性而把所有人都聚合在同一种属范畴之下。“对这些作者来说，历史的中心点乃是近代科学精神的旭日东升。在那以前，一切都是迷信和黑暗、谬误和欺骗。对于这些东西是不可能有历史的，不仅仅因为它们不值得进行历史研究，而且因为在其中没有理性或必然的发展：它们的故事乃是一个痴人所讲的童话，充满着叫喊和狂乱，毫无意义可言。”（10）普遍理性在培植了现代民主制度和国家统一的同时又指向一个普遍的人类史，实际上包含着对文化多样性的否定。18世纪末，德国哲学家约翰·G·赫尔德首倡文化民族主义，认为文化不是关于普遍人性和精神价值的规范，而是多样性的具体生活方式，也就是民族的生活方式。“每一民族的表象方式都有深刻的特色，因为这是它特色的，与其风土关系密切的、从其生活方式产生的，由其祖先那里继承来的。在外人看来惊讶万分的，它都认为可以极清晰地把握；外人觉得可笑的，它却对此异常认真。”“上帝的所有作品都具有这种特性，即它们虽然都属于一个极为庞大的整体，但每一个也都自成为一个整体，并在自身具有它的规定的神性。植物和动物是这样，难道人及其规定会是别的样子吗？难道数千人都只是为了一个人，所有过去的世代都是为了最后的那个世代，最终所有个人都只是为了人类，即为了一个抽象名字的图像而产生的吗？全知者并不这样做；他并不虚构一个抽象的幻梦；他爱他子女中的每一个，并且充满了慈父般的情感，为像这一造物是他的世界的独一无二的造物。他的所有手段都是目的，他的所有目的都是无限者在其中完满地启示自己的更高目的的手段。”（11）因此，不同民族可以采用同一种国家模式和政治制度，但一个民族似乎永远保持着具有自己特色的生活方式而不会被另一个民族同化，因此政治国家被置于民族国家之下，普遍性的统一文化被分解为特殊的民族文化并有效地支持着国家主权。但在发达国家文化产业向全球各国的强力冲击的当代，经济全球化必然伴随着文化全球化，民族国家的文化独立与文化主权已经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1990年，前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现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约瑟夫·纳伊在《美国一定能领导世界吗》一书中第一次提出“软权力”的概念，用以指称相对于国家、民族、边界、领土等“硬权力”而言的文化、生活方式、价值观和国民凝聚力等。如果说“硬权力”指一个国家凭借经济实力、军事力量，通过对其他国家进行经济制裁和武装军事干涉，去胁迫他国干他们不想干的事情，那么“软权力”则是通过吸引力、感召力和同化力而不是强力获得理想结果的能力。既然一个国家可以使它的行为标准和制度在其他人眼里具有吸引力，那么它就无需扩展那些传统的经济和军事资源。“软权力”把文明和文化引入国际政治关系之中，并可能引发为巩固自身的国际地位和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而争夺“文化霸权”的新战略。确实，在全球化的阶段，美国的文化、美国对国际组织的控制、美国的经济实力和对管理咨询业的垄断，美国的发展模式得到推广，由美国支持的全球化、单一化的倾向愈演愈烈，进而以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吸引力、感召力和同化力而使其行为标准和制度获得普遍性的政治图谋。

所以，许多国家和地区近年来都发生了反对全球化、维护民族文化传统的抗议性活动，文化问题第一次成为国际政治的关注中心之一。2001年11月2日，教科文组织第三十一届（部长级）会议通过《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宣言指出：“文化多样性——人类的共同遗产文化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方具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这种多样性的具体表现是构成人类的各群体和各社会的特性所具有的独特性和多样性。文化多样性是交流、革新和创作的源泉，对人类来讲就像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物平衡那样必不可少。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共同遗产，应当从当代人和子孙后代的利益考虑予以承认和肯定。”《宣言》从必须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等政治、经济、伦理等多方面阐述了文化多样性。2003年2月，在法国和加拿大有关政府部门的支持下，法国文化观察委员会与加拿大文化多样性联合体在巴黎共同召开了文化专业组织第二次国际会议，30多个国家的130多个文化专业组织派代表307人出席会议。会议对经济全球化给文化多样性带来的威胁展开研讨并提出对策，呼吁各国政府抵制对文化产业实行自由化政策，在世贸组织新一轮的谈判中坚持“文化产品例外原则”，在制定保护本国文化特性及文化多样性的政策时不要受世贸组织有关规则的影响；呼吁各国积极参与起草并最终通过一项维护文化多样性的国际公约，该公约应独立于世贸组织或其他国际贸易组织框架之外并具有法律约束力。2003年12月4日在北京召开的“亚欧会议文化与文明会议”通过的《主席声明》指出，文化与文明之间的对话与合作是增进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相互了解、理解和包容，避免误解和冲突的有效手段之一。

如此强烈而严正地将文化多样性置于全球化议题之中，反映了全人类的共同担忧。现在的问题是，种种“主席声明”、“政府宣言”等等只能是提出问题而不能解决问题，多样性的维护和发扬是一个远远超出我们现在所能觉悟到的复杂难题。比如，全球文化趋同已经达到这样的程度：对它的反抗也采取了全球形式。在论证文化多样性和平等文化权利时，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保守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西方显学成为主导叙事。巴勒斯坦裔的学者爱德华·W·赛义德的《东方主义》、《文化帝国主义》等名著是在美国写成的，他用以反对欧洲中心论的主要理据来自西方，以至于出现这样的悖论：“为何《东方主义》着重强调、沿用不断、有增无已、充斥西方文化的东方主义比喻，反而在西方学术界许多领域里备受推崇，成为争相效法的对象？为什么指出了文化与帝国主义的同谋关系之后，却有助于给文化带来新的生机，而且竟鼓励文化研究者发动一场学科帝国主义运动，由此而征服其他学科领域？……”（12）同样，对西方化的反抗、对本土文化的阐释等等，也必须用标准英语、用西方概念在国际讲坛上发表。黑人女性主义理论家贝尔·胡克斯充分体验到标准英语是“压迫者的语言”，也自学地以黑人方言来干扰标准英语的界限和制约，但是“我经常参与的专业和社交场合均以白人为主，我也很少使用黑人方言，……最困难的是在写作中，特别是为学术刊物撰稿时，融入黑人方言。我开始在评论文章中加入黑人方言时，编辑就把标准英语修改过的文稿退还给我。使用方言意味着它可能需要被翻译成标准英语，如果作者希望有更广泛的读者理解，她/他所说的意思的话。”（13）区域性文化也只有借助全球文化景观和全球文化产业才能得到理解和分析。显然，种种“抵制”和“反抗”也已部分地成为文化趋同的一种特殊形式。

全球化浩浩荡荡，多样性倔犟峥嵘。正如人类已经觉悟到必须保持生物的多样性一样，人类也正清醒地致力于保持文化的多样性。重要的不是应该不应该坚持文化的多样性，而在于如何在产业化时代维护文化多样性，以及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多样性。

文化多样性论文范文第2篇

学校体育发展情况和社会价值取向影响大学体育文化的功能。从文化角度来分析，文化具有传递、继承、辐射以及创新等功能。大学体育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同样具有健身、育人、导向和创新等功能。

(一)学术功能

体育文化的学术功能，与体育学科自身发展相适应。在传统教学中，主要是在体育院校和体育科研部门才能体现出体育文化的学术功能，而现在，由于科研机构和研究人员的不断涌现，许多高校也对体育科研给予了高度重视，由于是一些综合性的高等院校，更加注重对体育科研机构的建设，这是新形势下，对大学体育文化学术功能的一种拓展。

(二)导向功能

大学体育的特殊性决定了大学体育文化的特殊性导向功能。大学体育文化建设的过程中，不仅要与国家、集体及校园利益相一致，又要把校园体育行为引导到体育建设目标上。体育在长期的教学、训练科研以及管理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体育价值观念，并不断进行升华，在为校园体育行为提供参照的同时，也引领校园文化向着更健康的方向发展。随着社交网络交际的频繁，大学体育和日常生活逐渐融合。“终身体育”“全民健身”“健康第一”等思想观念的提出，促使大学体育文化对社会体育潮流或多或少起到了导向性作用。

(三)竞技功能

体育是竞技比赛的一种表现，因而，大学体育文化也少不了竞技功能。尤其是在现代高校体育教学中，更加注重对体育文化竞技功能的开发与利用。从而更好的体现“更高、更快、更强”的奥林匹克精神，体现出本校体育项目的特色。将竞技体育和学校体育进行有机结合，不仅能够增强本校的体育项目竞赛的实力，同时也为创建独具特色的大学体育文化营造出了良好氛围，起到了促进作用。

(四)创新功能

大学校园是体育历史文化的“储存室”，同时也是体育文化的“加工厂”。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体育文化也呈现出新的变化。它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促进了体育教学、训练、科研等在创新中得到了发展。创新是推动文化发展的重要形式，体育新技术、新观念等不断涌现与推广，促使大学体育的发展也多姿多彩。

二、文化多样性环境下对高校体育文化的反思

高校体育文化在展现当代体育发展的总体特征的同时，也呈现出了新时期高校学生的精神风貌与文化素养。在当前多样化环境下，高校体育文化不仅要与世界体育文化、社会主流文化发展相适应，同时也要体现出本校体育事业的发展特色，发挥出高校体育主导文化的作用。

(一)坚持普适性与特色性相协调统一

在现阶段文化多样性语境下，高校体育文化建设需要坚持体育文化普适性与特色性的相互协调统一。首先，高校体育文化要坚持其普适性，紧跟时代步伐，体现时代气息，保证高校体育文化与社会体育文化的协调;其次，作为高校体育，又要体现出其自我的特色，凸显个性，在竞争中占有优势。同时，也要正确处理高校体育文化多样新与个性化之间的关系。由于体育文化面对的是全体学生与广大教育工作者，应该具有形式各样、丰富多彩的特点，在此基础上，高校体育文化要挖掘出自己的特色，并要保持。但是很多高校对这个问题认识不到位，为了提高学生的体育成绩，仅仅突出了几个比较占有优势的体育项目，忽略了体育文化多样化的特点。还有些高校，没有立足于本校的发展实际，将把整个学界体育文化建设作为了风向标，盲目发展，未能体现本校特色。这些极端思想与行为都不够正确，需要我们深入思考。

(二)以素质教育为指导思想

素质教育在我国教育制度改革的深入发展中，越来越凸显出其重要作用。高校体育文化在建设过程中也应以素质教育为指导思想，真正体现出素质教学的内容。过去，我们在教育中过度重视文化课成绩，但如今，我们的教育正处于向素质教育转型的时期。素质教育强调学生的全面发展，高校体育文化也应该与这一指导思想进行接轨，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在素质教育中，需要重视校园文化的潜移默化影响作用。一个良好的校园文化，有利于培养学生高尚的道德情操。一个良好的校园体育文化，有利于培养体育兴趣，自觉养成学生良好的体育运动习惯。

1.彰显体育精神。国与国，校与校、团队与团队之间的竞赛，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在体育比赛中，有利于形成学生对集体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有利于提升集体的凝聚力。高校体育文化的建设和宣传，对于陶冶学生的情操，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推进素质教育是有重要作用的。

2.培养竞争合作精神。体育精神能够激发起学生的竞争意识，有利于他们以良好的心态应对将来日趋激烈的职场竞争。同时，体育项目中的团体合作性，促使学生在体育运动中形成协作配合的意识，这也是对学生进行素质教育的良好契机。

3.塑造学生性格。体育竞赛倡导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对塑造学生实事求是、光明磊落的性格起着十分重要作用。

(三)尊重不同民族的体育文化

文化多样性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多样化；探究式；多媒体式；角色扮演

对语文课堂多样化教学方法进行探索，可以一改传统语文课堂机械、单一的教学局面，转变学生的学习状态，使学生由原来的“被动”接受变为“主动”探索，能充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促进语文课堂教学质量的提高，实现语文课堂教学有效性的提高。本文就在结合笔者自身教学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初中语文课堂教学方法的多样化进行探索，旨在改变当今语文课堂高付出、低收效的局面。

一、采取探究式教学方式，体现学生的学习主体地位，激发学生的主体参与意识

语文新课改提倡采取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但是，当今的初中语文课堂仍然是以应试教育思想为主导，学生的学习主体地位被剥夺，学习个性被压制，始终是以被动者的身份参与课堂教学活动的学习，这导致课堂气氛极其死板沉闷，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积极性严重缺乏。鉴于此种情况，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应该谨遵新课改所提倡的教学理念，采取以学生为主体的探究式学习方式，让学生以课堂主人对语文学习内容进行主动探索和求知，以此来激发学生的主体参与意识，为课堂教学有效性的提高打下坚实的基础。

例如，在学习《风筝》这篇课文时，我没有采取一讲到底的方式，而是在教学过程中设计了让学生合作探究的环节，如，要求学生认真阅读课文，回答下列问题：试用简洁的语言概括文章的主要内容；课文围绕风筝主要写了几件事？这两件事相距二十多年，期间作者的思想感情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我”为什么不允许小兄弟放风筝？为什么说不允许小兄弟放风筝是对精神的虐杀？鲁迅对待自己的错误的态度与一般人有什么不同？然后要求学生对这些问题进行积极讨论，合作解决。这样，通过设计让学生合作探究的学习活动，改变了以往学生被动接受教师死板灌输的学习方式，体现了学生的学习主体地位，激发了学生的主体参与意识，而且有助于学生深入感知课文内容，使学生多角度有创意地理解课文，为本节课教学效率的大力提升奠定了基础。

二、采取多媒体式教学方式，呈现直观教学情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现代多媒体技术被广泛应用到了各学科教学中，由于多媒体所具有的种种教学优势，对优化教学过程、提高教学效率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所以，在初中语文教学中，我们可以将文本内容以多媒体课件的方式展现出来，创设一种直观式教学情境，如此，既能为死板沉闷的语文课堂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也能促进学生对课文内容有深层次的理解和感知，从而大力提高课堂教学效率，提高课堂教学的有效性。

例如，以《天净沙?秋思》这首古诗词为例，在让学生自由朗读课文后，我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播放了诗作的四幅画面：老鸦依藤集枝图、小桥流水炊烟图、古道西风瘦马图、夕阳游子思乡图，同时，播放由费翔演唱的歌曲《故乡的云》，这样，在四幅画面的视觉冲击下，加上歌曲的音律，就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同时，这首古诗词中所描绘的画面以直观形象的方式呈现在了学生面前，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在教学情境的辅助下，学生也能深刻感受小令的意境美，对于学生想象能力、鉴赏能力的培养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而且有助于学生深刻体会所蕴含的感情，为本节课教学有效性的提高提供了保障。

三、采取角色扮演式教学方式，体现课程开放性特征，促进学生的积极参与

无论哪门课程，都不应该将学生始终局限在死读书、读死书的牢笼中，这样不仅会打击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使学生丧失学习的兴趣，还不利于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和汲取，无法构建出高质量的教学课堂。因此，在语文教学过程中，我们可以采取角色扮演的教学方式体现语文课程的开放性，如此才能促进学生对语文学习活动的积极参与，使学生心情愉悦、精神振奋地学习语文知识，从而为教学有效性的提高创造有利条件。

例如，在学习《范进中举》这篇课文时，我就组织学生进行了角色扮演活动，如，给学生分配好角色（范进、胡屠户、众相邻等等），然后将范进中举前后的故事情节演绎出来，在进行角色扮演之前，作为教师要对学生的扮演活动加以点拨和指导，以帮助学生正确把握各个人物的心理特点和形象。这样的活动新颖有趣，能促进学生的积极参与，而且学生通过亲身体验故事情节，能深刻认识和感受到封建专制制度和科举制度的弊端，进而加深对课文思想感情的认识和理解。

综上所述，在初中语文教学中，我们要改变传统一讲到底的机械灌输式教学方式，针对文本内容和学生学习特点探究多样化的教学方法，以此来充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促进语文课堂教学质量的提高，实现语文课堂教学有效性的提高。

文化多样性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思想理论建设； 文化发展； 导向责任

中图分类号： G41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749（2023）01－0021－04

一、思想理论建设的文化发展导向责任界说

在当前，我国的文化建设在取得重要成就的同时，也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其中，文化水平与综合国力不相适应、文化发展与经济增长不相适应、文化发展与国民素质要求不相适应的问题，被认为是当前文化发展中应予以解决的主要问题。但从文化建设的一些领域看，道德失范、诚信缺失，一些社会成员人生观、价值观扭曲，是文化发展中更为紧迫的问题。而导致这些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是文化导向的缺失、迷失或乏力。因此，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来看，文化发展首先应解决的问题或是文化发展的导向问题。也就是说，在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过程中，应该首先明确文化繁荣发展的方向所在，明确应推动什么样的文化得到繁荣发展。

显然，从逻辑上讲，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必须先明确文化发展的方向所在。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道路看，这个方向就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向、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方向、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方向、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的方向。引领文化向这些方向发展，不仅需要政治领导，而且还需要思想理论的引导。文化发展方向的形成、秉持、坚守或调控，不会自动实现。在思想文化领域内，文化发展导向的责任，主要是通过思想理论建设来承担的。例如，通过国家意识形态的“高势位”建设，以 “价值共识”和“价值整合”的方式来实现对社会思潮的引领，［1］就是思想理论建设担当文化发展导向责任的重要体现。可以说，思想理论建设，关涉到社会主义文化领域各方面发展繁荣的导向问题。

所谓思想理论建设的文化发展导向责任，就是说思想理论建设不仅是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而且要为文化发展承担方向引领的责任，引导文化发展。思想理论建设不仅要坚持这样的方向，而且应当引领文化发展向这样的方向推进。在当代中国，思想理论建设的核心任务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回答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思想理论问题，引导文化发展与综合国力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与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相适应。可以说，思想理论建设的核心任务，与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导向是基本一致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思想理论建设的核心任务，或是承担文化发展的导向责任。笔者认为，思想理论建设主要承担着文化发展的传承创新导向、政治导向、利益导向和价值导向责任。

二、思想理论建设要承担文化发展的传承创新导向责任

所谓思想理论建设要承担文化发展的传承创新导向责任，就是要通过思想理论建设，明确文化传承创新的方向和任务，引导文化的传承创新活动，促进文化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文化的生命力不仅在于其对现实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反映能力，还在于其本身的传承创新能力。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通过保留、传承和弘扬优秀文化，推动其以价值观为核心的精神生产活动的展开和延续。从这个意义来说，文化的传承创新过程，其实质是文化内容和形式所承载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精神气质、信仰体系的传承和再生产过程。这一过程与思想理论建设的核心任务是一致的。思想理论建设对文化传承创新的导向责任，一方面是通过思想理论自身的传承创新过程来体现，另一方面是通过思想理论的文化育人活动来实现。

在文化的传承创新过程中，作为文化形态的思想理论，自身也处于传承创新过程中。在这样的过程中，思想理论建设承担文化传承创新的导向责任成为可能。任何文化的传承都是一种精神的传承，任何文化的创新，都是一种精神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思想理论属于文化构成中的精神形态，其自身的传承创新，实质上是文化精神的传承创新。因此，思想理论传承创新的方向和任务，代表着文化传承创新的方向和任务。在我国思想理论的传承创新中，从以传统的儒家思想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文化到以马克思主义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文化的传承创新过程，体现了中华文化的传承和演进。正是深植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之中，承继了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又结合中国历史发展的现实需要进行了时代性创新，马克思主义融入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转化为了体现民族形式的思想文化，马克思主义才在文化的传承创新中，成为主导其他思想文化的理论成果。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思想文化的建设过程，代表了近现代以来我国文化传承创新的方向。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的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历来高度重视运用思想理论引领文化前进方向，不断以思想文化新觉醒、理论创造新成果、文化建设新成就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向前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思想理论建设无疑承担和体现了文化发展的传承创新导向责任。

思想理论建设对文化发展的传承创新导向责任，还体现在思想理论教育在人才培养中的导向责任上。文化育人的过程，本身就是文化传承和创新的过程。在中国历史传统中，儒家知识分子或“士”历来是中国社会的思想精神文化代表，他们传承、接续着中华文化的血脉和中华民族文化的魂魄，这其中体现了人才培养的鲜明导向和根本任务。随着现代教育的产生和发展，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越来越成为文化传承创新的重要栽体。通过文化育人来体现对文化的传承和创新，成了高等教育的重要使命。在文化育人中，不仅要加强思想理论教育，思想理论教育还应发挥导向作用。对人的培养无疑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到各方面的教育，但无论开展怎样的教育，归根结底都是对人本身的培养。因此，任何价值取向的教育无不涉及“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文化育人也不例外。思想理论教育在解答“用什么文化育人”、“培育具有怎样的道德情操、精神信仰、文化内涵的人”等问题上，负有重要的导向责任。如果说文化发展的过程，就是文化不断人化的过程，就是文化育人的过程，那么体现在一代代人培养过程中的文化传承和创新活动，就是对文化传承创新主体的建设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文化育人的过程与文化传承创新的过程是高度统一的。在这里，思想理论教育对文化育人方向和任务的主导，也体现为对文化发展的传承创新方向和任务的主导。

三、思想理论建设要承担文化发展的政治导向责任

所谓思想理论建设要承担文化发展的政治导向责任，就是要通过思想理论的建设，明确文化发展的政治方向。在文化发展的政治导向里，意识形态的导向最具有代表性。从狭义理解看，社会意识形态特指一定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体系，这种思想体系反映和代表了统治阶级的利益、需求和意志。是统治阶级巩固和改变一定的社会关系、聚合社会成员的思想认识与行为方向、巩固其统治地位的重要工具。任何社会的文化发展，同任何社会的各种发展一样，它必须符合统治阶级进行政治统治的要求，而只有体现统治阶级政治统治要求的文化，也才能获得发展的动力，呈现出发展的态势。

历史的经验一再表明，任何阶级一旦争得统治权力、上升到统治阶级，就总是竭力把反映和代表本阶级的思想上升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诚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的那样，统治阶级还作为社会的思想生产者进行着社会统治，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2］而这就意味着他们的思想是一个时代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正是通过反映和代表本阶级利益的思想、理念、观点的不断生产，统治阶级才得以借助思想统治来规范和引导整个社会的发展走向，建立思想传递的路径，形成思想统治的体系。这就是思想理论建设的重要过程。显然，思想理论政治导向的形成，同思想观念一样，是在精神产品的生产中形成的，不是自动获得的。思想理论的建设，是与一定的物质关系、政治系统、思想文化条件、社会与人的发展需要等要素相互联系的。思想理论建设的现实图景是：统治阶级利用其所控制的政治系统和思想文化系统，生产、供给、传递符合他们利益的思想观念、道德准则、价值标准，形成有利于统治阶级的思想文化观念生产、分配和供给体系，造成对全社会思想关系的动态掌控态势。思想理论建设正是在这样的生产活动中，被纳入了社会关系生产体系的思想关系生产活动。

毋庸讳言，一个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往往也就是那个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意识形态。由于实践的发展、社会的变化，使主导意识的形成经常处于变化中。这样一来，任何社会主导意识的建设，就成为社会意识生态中的经常性活动，思想理论建设在这个经常性活动中扮演了并非无足轻重的角色。正是通过或显在的或潜隐的思想理论建设活动，社会的主导意识才能在不断反映社会发展、真正引领时代进步中充满活力。

在当代中国，文化发展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方向。这是文化发展的政治导向所在。思想理论建设要始终坚持文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承担文化建设和发展的政治导向责任，就要巩固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努力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发展道路，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深入研究“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和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问题；科学而深刻地回答“马克思主义还灵不灵”、“社会主义道路还通不通”、“共产党执政还行不行”等重大时代课题。如果思想理论建设不能承担这样的政治导向，那么文化建设的其他领域就将难以体现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的政治方向。

实践经验表明，在思想理论建设领域，不是马克思主义占据主导地位，就是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占据主导地位。加强思想理论建设，就是要牢牢把握文化建设的政治方向，明确文化建设的根本政治立场和政治态度。如果迷失了文化发展繁荣的政治方向，那么文化建设无论取得什么样的成果，都必将远离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根本的方向。因此，不仅要在思想理论建设领域坚守文化建设的政治方向，还要通过思想理论的建设，为思想文化领域的繁荣发展导明政治方向。

四、思想理论建设要承担文化发展的利益导向责任

所谓思想理论建设要承担文化发展的利益导向责任，就是要通过思想理论的建设，明确文化发展的利益方向。思想理论建设要把握思想文化的发展趋势，为文化利益的实现、维护和发展承担导向责任。在当代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大致呈现出如下三股趋势：一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文化的主动应变，二是西方先进思想文化的引进学习，三是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发掘与弘扬。思想文化的如是流变极大地推动了社会意识的变革，激进的或保守的思想意识、社会心理或理论主张，日益受到社会总体意识的制约。社会心态尽管纷呈杂现，但“去狂热与落后”而实事求是、“去激进与保守”而“与时俱进”，逐步成为主流趋向。同时，多元化文化的交流交锋在所难免，但交融仍然存在困难。总体而言，不能体现文化发展利益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文化、西方思想文化、中华传统文化，都将被文化的现代化发展趋势所拒斥。

面对思想文化的上述变化，思想理论建设不应仅仅局限于只是在文化建设中展现一下政治说教面孔，而应在展现文化导向中明确自己的利益代表性。众所周知，文化利益是同经济利益、政治利益相互联系在一起的，文化软实力是一个国家实现、维护和发展自身利益的战略性力量。因此，在全球化的今天，对文化利益的捍卫、发展和享有，实际上是对政治利益的维护、实现和发展。因此，在思想理论建设的文化功能理解上，不能简单地将思想理论建设等同于一种文化熏陶或人文体验过程，或将思想理论建设定位于文化熏陶展开的政治保障。在思想文化变动以及思想文化变动所引起的社会意识变动中，思想理论建设不应流于灌输政治口号或进行所谓渗透政治立场的形式主义活动，而是应在各种思想文化利益观念的确立、思想文化利益取向的选定、思想文化利益理论的建构方面发挥引导作为，即不是满足于对涵盖于思想文化中的社会意识进行所谓政治的、道德的或意识形态的渗透或检审，它应当直接引导和推动思想文化利益品格的塑造，即从对思想文化利益代表性、利益取向和利益立场的捍卫上来体现自己的功能属性和价值定在。从这个意义来说，思想理论建设在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中，需要形成新的文化利益观，它在这方面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从思想理论建设的政治本性看，它又具有极大的优越性。但这种责任的担当和优越性的体现要首先对思想理论建设进行调整，即思想理论建设要改变“蜻蜓点水式”地对各种思想文化的“布点”活动，而应立足于人们对文化生活的新需要，专司文化利益导向和文化利益观的培育和凝聚，以文化利益观的培育和凝聚来引导各种思想文化活动。［3］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文化的繁荣发展，思想文化逐渐挣脱了对统一性的要求与万众归一的文化价值体系的内在规定性，挣脱了思想理论建设的“当然藩篱”，过去那种思想单纯、判断简单、思维绝对、意识形态控制的单一文化价值观被国家、社会、个体丰富而生动的实践生活所彻底改写。与此同时，转型期带来的个体精神困惑、矛盾和冲突凸显了出来，对思想理论建设提出了新的强烈需要。因此，重塑文化利益观和建构个体的文化精神，成为思想理论建设的新功能。在传统思想理论建设那里，文化观念发展的内在依据是政治性准则，社会成员思想的统一，主要靠的是思想理论建设的政治性内容和手段。而改革开放后，以功利主义为主要特征的经济性文化和以消费主义为特征的世俗主义文化环境则迅速生成。［4］这一方面是对物质利益追求和世俗生活欲望的价值取向的肯定，另一方面，也对人们的文化生活带来了不可避免的冲击，随着文化多元格局的形成，思想理论建设不仅要重塑人们的思想观念，而且要引导人们在多元文化生活中摆脱现代社会困境，诸如物欲陷阱、价值迷茫、精神困惑等，才能形塑现代文化利益观。从这个意义来说，思想理论建设要承担起文化发展的利益导向责任。

五、思想理论建设要承担文化发展的价值导向责任

所谓思想理论建设要承担文化发展的价值导向责任，就是要通过思想理论建设，明确文化发展的价值方向，推动社会主导价值观的建设，并以社会主导价值观的建设引领和推动文化的发展繁荣。所谓社会主导价值观，就是指在所有价值观及各种价值取向中，对实践过程的所有参与者而言，居于主导地位的价值取向，起价值主导作用的价值观。［5］如果说一个社会不能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发展方向和目标，那么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价值观，就不应该是多元的而是一元的。因为一个社会不可能朝着两个或多个价值理想目标推进，它只能朝着一个共同的价值目标奔走，这是一个社会全体成员价值选择的结果。［6］因此，尽管社会成员的价值取向是多样化的，但思想理论建设要致力于建设的，是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价值观，即主导性社会价值观。这种主导性价值观，它必须是一元化的，否则就无法起到主导作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思想理论建设承担着建设社会主导价值观的重任，这也是思想理论建设的本质体现和发展的内在要求使然。

当代中国价值观的多元化是不争的事实。这一事实表明，社会主导价值观建设，只能在同各种各样的价值观相互交流、交锋、交融中来进行。因此，主导性价值观，既不是天然超越于个体价值观之上的神圣物件，也不是毫无主导能力的“价值观之一”。建设社会主导价值观，就是要立足于最大限度地符合和满足社会成员的利益要求，通过思想理论建设的运作系统，建设体现时代进步要求、反映社会发展规律的社会主导性价值观，并推动社会主导性价值观的社会化，使这种价值观为不同的利益主体所共享，使其主导地位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具有不可替代性；进而通过思想理论建设，将主导性的价值观逐次推进到不同社会成员中去，扩大主导价值观的社会共享范围，逐步提升社会成员对主导性价值观的共享程度，并使社会主导价值观产生持久的影响力。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利益多元化发展，思想理论建设和文化发展的刚性体制被打破了，思想理论的价值主导性，遇到了社会成员价值取向多元化的碰撞、比较、竞争和鉴别。经济社会多样化发展呈现了不同利益主体在理想信念、思想文化、道德水准上的层次性、多样性，甚至是差异性和矛盾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主导价值观的一元化建设，不再是通过强制性的政治或体制力量，而是要在尊重利益主体价值取向多样化的基础上来重建。经济社会生活的多变引起了思想活动的动态多变。但与此同时，思想活动的多变化又带来了思想认识的复杂化，人们思想活动的反复性、多向性日益突出，主体利益的多变性导致思想认识的多变性。面对这些情况，思想理论建设不仅要为思想活动的多样性发挥引领性、主导性作用，而且要为多样化的思想活动和文化需求提供一个价值基础，这就是要建设一元化的社会主导价值观。通过承担文化需求的价值导向责任和文化发展的价值导向责任，思想理论建设才能在价值观的多样化态势下找准自己的位置，进而为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体现出应有的担当。

参考文献

［1］陈秉公.论国家意识形态“高势位”建设与实现“引领”功能的基本方式——兼论六十年国家意识形态建设与引领成功经验［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09（5）:1-5.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9.

文化多样性论文范文第5篇

人们所面对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都是丰富多采的。不管是从本原物的意义上讲,还是从人造物的意义上说,物种的存在和发展都是千差万别和千变万化的。

任何一个时代,特别是20世纪以来的每个民族的社会结构、意识结构和文化结构同样呈着多元、多极、多维、多向度和多层次的格局。这种多元化的格局又总会不同程度地这样那地表现出主元、主导、主流、主脉、主调、主旋和主潮。尽管各种文化和文论之间存在着差异、矛盾、冲突,乃至可能酿成激烈的文化纷争,但各种文化和文论的多元并存、多元共生、多元相激、多元互补和多元发展已经并将继续成为不争的事实。思想领域中的问题必须也应当通过特殊的精神途径去解决。各种文化和文论的兴衰浮沉,只能通过对话、交流和竞赛的方式来实现。

现当代的文化和文论思想必然是多元的。从社会形态看,同一时代的多元社会形态必然引发出多元的文化形态和文论形态。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和个别地域里带有浓郁的原始公社痕迹的这些不同的社会形态,一定会产生判然有别的文化思想和文论思想;从民族来说,每个民族的文化思想和文论思想都会呈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从地域来说,不同地域的文化思想和文论思想总会表现出多样的民间风情和地域色彩。即便是同一时代、同一历史条件、同一国家、同一民族、同一地域的文化思想和文论思想也会大异其趣,世界范围内的文化思想和文论思想的交流、撞击和激荡,势必会打破某种文化思想和文论思想所固守的防线,面临着通过竞争求生存、求发展的冲击和挑战。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应当正视全球背景下和全球范围内的文化思想和文论思想的选择、融合、改制和重塑。面对文化思想和文论思想之间的对峙和渗透,使正确理解文化思想和文论思想的多元和主元的关系,成为一个不能躲避的冷峻而又重大的课题。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的社会结构、文化结构和文论结构同样是多维、多极和多元的。这是因为现实生活中的多种经济成分和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的政治体制,必然反映到文化和文论中来;社会主义思想、资本主义思想和封建主义思想相混杂;不同阶层的文化需求、文化选择和价值观念不尽相同;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共生并存;“国学”、“西学”和“马学”的冲突和纷争越演越烈。所有这些文化思想和文论思想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总体意识结构的格局中的成分还要存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多元并存和多元共生的文化结构和文论结构将成为事实上不可改变的精神存在。实际上,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思想和文论思想既是多元的,又是有主元的。文化和文论的多元和主元是相对相融、相辅相成的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二)对多样文论的鉴别与分析。

应当说,各式各样的文论思想都是有道理的,而各种文论道理所蕴涵的道理的质态和所表现出来的形式却是很不相同的。

关于文论的大道理和小道理。人们对艺术真理的认识总是从局部开绐的,往往通过观察和抽取艺术真理的某一层面和某一过程,从而形成片面的甚至是十分深刻的真理。这些局部性的文艺观念不可能对艺术真理作出总体性的把握,往往显得偏执和模糊。但真理终归是对事物的全方面和全过程的规律性体认。“片面的深刻的真理”虽然只具有相对真理的意义,但作为发掘艺术真理的某一层面和某一过程的宝贵的学术成果,同样应当得到尊重和珍惜。既没有理由拒斥这些“片面的深刻的真理”,又要防止把这些“片面的深刻的真理”随意提升为涵盖一切的文艺观念的总的文艺观念。这样做可能会以小充大,以偏概全,难免和甚至产生“一叶障目”、“坐井观天”和“瞎子摸象”的迷误。

关于文论的新道理和旧道理。凡是揭示艺术真理的某一层面和某一过程的新的文艺观念都是有价值的学术成果。阻碍文艺发展的陈腐的背时的旧道理,是必须舍弃的。但传统意义上的旧道理不能一概认为是旧的,其中一些传统的,诸如社会学的、心理学的和审美学意义上的文艺观念和批评模式仍然具有蓬勃的生气和活力。同理,推进和激发文艺发展的特别是那些带有原创性的新道理是应当大力倡导和弘扬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凡是时兴的东西都是一定是“新”的。那些打着“新”的旗号出现的艺术也可能是迷乱、颓废而又腐朽的。最近出现的某些“行为艺术”作品,如在流血的胳膊刀口上栽树,让把被缝在牛肚子里的男性的裸体再重新钻出来,吞吃烤焦了的女婴的肉等等,都只不过是以花样翻新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旧。旧者有旧,但旧者不全旧;新者有新,但新者不全新。对新道理和旧道理,应当从性质和功能上进行认真的审视。

不管是文论的大道理、小道理,还是文论的真道理、实道理和新道理都必须确立一个判断和衡量的标准,即应当以是否具有先进性、科学性或真理性作为权威性尺度。

为此,应当正确理解“诗”与“思”的关系,即诗学与科学的关系。海德格尔强调通过审美和艺术手段实现对人生的诗化和美化,达到和融入“诗意地栖居”。这种浪漫的诗学幻想以特殊的魅力,征服了不少学者的心灵。当代西方兴起的语言诗学、文化诗学和政治诗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被称为“文化诗学”或“政治诗学”的新历史主义已和传统的历史主义很不相同。这实际上是一种文本学和解释学意义上的历史主义。理解和处理历史与人文的关系时,与其说是回归历史,倒不如说是注重和强调解释主体向历史的介入与扩张,通过对历史文本的阐释和解构,达到改写和重塑历史的目的,以便使历史更加适合于解释主体的意志和愿望。读者从中国当代历史题材的小说和影视作品的虚写和戏说中,可以比较强烈的感受到随意把历史人文化、主体化、意志化、情感化的倾向。尽管机械的历史观念是偏狭而又错误的。历史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必须得到应有的尊重。对历史的客体性、实在性、规律性和真理性可以进行诗化,但不能够从根本上加以改变。非人文的历史固然不可理喻,非历史的人文同样无法体察。因为既不存在无人的史,也不存在无史的人。人文精神和历史精神既悖立又互补。“诗”与“思”是人们感受和掌握世界的两种互渗互融的思维互方式。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倡导无“诗”的“思”或无“思”的“诗”的实际效果都是通过否定对方来否定自己。“诗”的激情往往是“思”的动力和先导,“思”又往往是“诗”的基础和诱因。两者的矛直、冲突和对立只是暂时的、局部的,是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机制引发的。如果“诗学”是完全反科学、反理性、反真理和反规律的,那么,势必使这种“诗学”的人文价值受到局限。诗学精神应当尊重人的科学精神并有助于人的科学精神的培育和发扬。即便是现代解释学中最有影响的伽达默尔也对他的老师海德格尔的“诗学”观念进行了一定的修正。他尽管提出了“视野融合”的理论,但毕竟肯定“艺术真理”的存在,同时认为“历史是真理的源泉”。伽达默尔的见解是值得引起重视的。

必须正确理解信仰与真理的关系。信仰是自由的。真理是对客观的对象世界的规律的反映。信仰是各式各样的,有明智的,有昏味的。真理尽管是相对的,但相对中包含着绝对的因子。人们可以从各种视域观察事物的某一层面和某一过程,取得对真理的多方面的认识和感悟。绝对的相对主义会造成虚无主义和蒙昧主义。信仰是可以选择的,而对真理的选择带有必须认同的服从性质。只有信仰真理或只有选择对真理的信仰才能获得人的真正的自觉和自由。文艺和文论对信仰的追求和阐释应当有益于对真理的发现和弘扬。

应当正确理解文化与规律的关系。广泛意义上的文化不一定都能把握对事物的客观规律的真理性认识。某些精英文化,如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文化和带有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某些特性的创作和作品意在解构所谓的“伪理想”、“伪崇高”、“伪真理”、“伪权威”的时候,连同理想、崇高、真理、规律、主导、中心、权威和秩序也一并抛弃和后掉了。这些学者和作者强调文化的批判精神的同时,也确乎批判了不应该批判的东西。还有一些以娱乐功能取胜、可以批量生产的大众文化,淡化了文艺的理想精神,消解了文艺的批判功能,削弱了大众的自觉意识,隐去了变革现实的启蒙思想,遮避了对不合理的社会体制和机制的理性审视。如果一种文化不能体现人们对客观规律的真理性把握,那么这种文化很难被称为先进文化,也不可能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

这里,我们应当有意识地重提、倡导和呼唤实践理性的概念。

文艺创作和文艺研究都属于精神话动。这种社会的精神实践话动,既不能等同也不能直接地作用于一般的社会实践。但社会实践是文艺创作的源泉,文论的思想和观念也是从文艺实践中抽取、提升和概括出来的。社会实践是历史和人生的舞台。文艺只有表现社会实践,才能集中地反映社会、历史和人生。只有通过社会实践改变社会环境,推动社会进步,促进历史转折,才能相应地获得人的自由、幸福和解放,求得人自身的全面的自由发展.因此,文艺家和文论家必须强化和优化实践理性的自觉意识,通过审美手段和对文本语言的解释途径,启示和诱导人们感悟和体认只有依靠社会实践才能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生态和命运的伟大真理。现当代的西学文论中颇有影响的诗学、语言学、解释学、文化学等等学科都在自身所属的学科领域内,取得了突出的实绩和可喜的成果,但似乎也存在着一个带有根本属性的缺欠,即一定程度上转向语言王国来躲避和疏离社会实践的倾向。文艺虽然是一种精神话动,但不能把文艺所反映出来的关涉社会和人生的重大问题完全转移到并停留在精神领域。企图通过对语言形式符号和文本的阐释和解构来介入和批判历史,这可能从舆论层面上对改变社会环境和人生状态有所助益,但文化批判、语言批判、诗学批判都不能取代对现实的实践批判。企图通过解构和颠覆文本的语言结构和叙述程序来达到解构和颠覆社会历史结构的目的,是不可能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这些崇拜语言的解构和批判的学说和观念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和人生的根本问题,势必都带有假定、空幻的迷彩和乌托邦性质。因此,应当高举实践的旗帜,树立实践的权威。实践是发现真理的重要途径,同时又是捡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有通过社会实践,包括精神实践和文艺实践,不仅有助于解决社会和人生的根本问题,而且能够切实有效地揭示文论的大道理、小道理、真道理、实道理和新道理;鉴别文论的真道理和假道理、实道理和虚道理、新道理和旧道理;有助于协调和解决“诗学”与“思学”的关系,信仰与真理的关系,文化与规律的关系;尽可能地涵盖以审美的方式表现出来的认知理性、人文理性和社会理性,才能整合和包容人文价值、社会价值和审美价值,才能完整地体现文艺的人文精神、历史精神和美学精神。因为,所有这些理性价值和价值理性都是依靠实践来发现和实现的。

人们所面对的客观对象可以划分为自然物和人造物两个世界。对自然物而言,实践本体沦的观点未必妥当,但对人造物来说,实践无疑具有本体论的意义。人的劳动改变了世界,创造了美,同时不断相应地完善自身。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理性概念和意志主义、存在主义所理解的实践理性的根本区别在于不是脱离事物的客观规律性来单纯孤立地强调主体的主观能动性,而是在尊重对象世界的客观规律性的基础上更加有效地最大限度地发挥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对人所创造的对象世界来说,实践拥有至高无尚的权威,实际上扮演着造物主的角色。人所改变和创造的一切实际上都是通过各种方式,其中包括审美方式呈现出来的新的实践理性的物化形态。这种被物化了的新的实践理性既蕴涵着新的认知理性、社会历史理性和人文理性,同时又往往是人文价值、社会历史价值和审美价值的感性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新的实践理性是一个带有母元意义的观念范畴。马克思主义者们所理解的“新人”实际上是指能够掌握和实施新的实践理性的新人、即能够自觉地从事变革现实的伟大的社会实践的新人。这种“新人”,无产阶级革命时期被称为“叱咤风云的革命的无产者”,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被称为“改革者”、“创业者”或“社会主义新人形象”。马克思把这种新人形象誉为“有实践力量的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52页)即能够比较自觉地掌握和实施新的实践理性的人。马克思、恩格斯曾把能否能通过掌握和实施实践理性去“改变旧境环”和推动社会进步,视为区分“新人”和“旧人”的重要标志。不愿改变和安于旧环境,不管声称自己“多么不愿再作‘旧人’以及他们是多么不愿人们再作‘旧人’”,但这种人“依然是旧人”;“只有改变了环境”,并“在改造环境的同时也改变自己”的人“才会不再是旧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34页),才配称成为能够凭借“使用实践力量”“改变旧环境”的“新人”。新时代的文艺应当为培养和造就能够掌握实践理性、拥有实践力量的新人做出更大的努力。增强与新时代的现代化的伟大社会实践相结合的自觉意识,不仅关系到文学家的艺术生命,而且关系到社会主义的艺术道路。新时代呼唤、感召和期待着塑造千千万万能够掌握新的实践理性和具有实践力量的新人形象。这种新人形象既以解放全人类作为伟大的历史使命,又能逐步地实现自身的全面的自由发展

尼采悲叹:“上帝死了!”罗兰·巴尔特惊呼:“作者死了!”弗洛姆喊叫:“所有的人都死了!”加缪宣称:理想和理性的人死了,而“一批非理性的人站起来了!”实际上“非理性的人”是站不起来的,团为这种“非理性的人”缺乏理性的神经和脊梁。旧理性已经陈腐,非理性软弱无力,新理性催人觉醒,而只有掌握新的实践理性才能使人获得新生。

(三)对主导文论的鉴别与分析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始地位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2页)确认一种文论是否应当占据指导和主导的地位,主要考察其是否具有学理上的先进性、真理性和科学性。

实事上,不管什么时代,都有一个建设主流意识形态、主流文化和主流文论的问题。所谓无主元、无主潮、无主导的观点不仅从学理上说不过去,而且不符合一定历史条下的思想存在的实际情况,究竟什么样的文论作为当代中国的主流文论,实际上是有争议的。归纳起来,无非有三种意见:西学文论中心论,国学文论中心论和马学文论中心论。从这三种文论的实际上的学术地位和学术影响来看,现当代的西学文论爆热走红,较而言之,国学文论和马学文论处于冷寂状态。国学文论中的一些核心范畴,甚至像形神、风骨和意境这样的概念也很少被运用。

文论是科学。科学是真理的理论形态。文论学者们同样要靠真理吃饭。追求真理、发现真理、服从真理应当成为一切文论学者的良心和天职。凡是包含着真理因子的思想和观念,作为理论的资源库和学术的生长点,都应当得到尊重。真理是相通的,沿着真理的道路,学者们必然会走到一起。只有当一些人把自己所掌握的某一层面和某一过程中的真理上升为文艺的总观念,想统摄、压倒和吃掉相关的或者本来是互补的学术观点时,才发生文论方面的交战。文论方面的学术研究和学术对话同样应当以追求、发现和服从真理为前提为目的。要推动和激励西学文论、国学文论和马学文论的平等的对话与竞赛。允许和提倡西学文论中心论者、国学文论中心论者和马学文论中心论者,从自己所熟悉和擅长的学术领域进行新的拓展,取得新的实绩。

中国当代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当代文艺实践相结合的产物,理应不断从回答严峻的挑战中求得发展的机遇,随着历史变革、社会转型和人民群众创造新生活的伟大实践而不断地与时俱进,开拓创新。

只有通过交流和对话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主元性和主导性。处于社会相对稳定的和平发展的历史时期,交流和对话成为解决国际范围内的政治纷争和学术竞赛的重要手段。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应当通过学术对话求得自身的充实、丰富、深化和发展。(1)通过与当代西学文论特别是当代西学文论尤其是西方的马学文论的对话,吸取批判精神和关于审美经验和审美形式的理论营养,强化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人类性和世界性;(2)通过与国学文论的对话,选择有价值的文论范畴和文论思想进行现代阐释,促使中国古代文论的观念话化和当代生成,以增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民族性;(3)通过与中国当代文艺实践的对话,对有时代感的文艺现象作出理论提升和学术总括,以显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当代性;(4)重读马克思主义经典,用现代眼光,发掘和阐释蕴藏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中那些富有人类性、世界性、民族性和当代性的理论资源,建构和重铸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新面貌和新质态。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只有通过交流和对话,发挥自己的学理优势,才能取得主元和主导的地位。交流和对话理所当然地应当坚持“为我所需”和“以我为主”的原则。以开放的心态和“拿来主义”的眼光,从人类的一切精神财富中吸取有意义和有价值的东西,用来丰富和充实自己,使马克思主义文艺学集中体现当今世界文论思想的精华,靠自身的学理的先进性和系统而又严谨的科学性,显示出强健和蓬勃的生命力。

(四)确立合理有序的文论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