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管理理论

来源：运动鞋批发网编辑：运动君时间：2023-07-13 03:20:25

现代管理理论论文范文第1篇

一.设计艺术的设计伦理性发展

从西方现代设计史的发展的轨迹来观察，设计艺术从“工艺美术”运动发展到现代主义设计，设计的要素呈现复杂化的趋势，设计所要考虑的外部及内部的因素增多。当今设计艺术的发展，基本承继着三个阶段的发展、进步。第一个阶段，设计艺术所考虑的核心点立足于设计的功能与形式问题的讨论及实践中。从设计作品的角度来思考设计的功能与形式问题，其并没有或较少的触及到一些外部因素的问题。如：英国“工艺美术运动”的产生，从某种程度上讲，其核心的讨论点：其一，工业产品外形粗燥丑陋，没有美的设计；其二，设计者仍然以手工生产为少数权贵设计的产品。虽然从表面上英国工艺美术运动已经开始触及到设计的伦理性问题，但其也仅仅局限于理论的探讨，在具体的设计实践层次上并没有很好的实施。英国工艺美术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威廉·莫里斯”，强调在具体的设计上强调设计的实用性和美观性的结合，对他而言，实用但丑陋的设计并不是好的设计。他曾说“不要在你的家中放一件你认为实用的，但是难看的东西”

[1]这种看法是他的功能与美观的结合的设计思想的体现。同样的情况，包豪斯的创始人格罗佩斯在其亲自拟定的《包豪斯宣言》中同样立足于设计作品的功能与装饰的问题上，同样较少的触及设计的复杂关系的问题。“宣言中：建筑家、画家和雕塑家必须重新认识：一栋建筑物是各种美观的共同组合的实体，只有这样，他们的作品才能灌注进建筑的精神，以免流为‘沙龙艺术’。建筑家、雕塑家和画家们，我们应该转向应用艺术……让我们建立一个新的艺术家组织……让我们创造出一栋将建筑、雕塑和绘画结合成为三位一体的新的未来的殿堂”

[2]这里作为包豪斯整个设计风格的纲领性思想，其实中强调建筑家设计的实用性和雕塑家、画家创作的美观性的结合。第二个阶段，设计艺术开始考虑并实践设计艺术注重与周围环境的联系性和和谐性的问题。这里的环境包括两层的含义，即包括自然性的地域环境又包括社会性的人文环境，开始走向了设计艺术的综合关系的思考完善时期。如美国著名设计家雷蒙德·罗维。他的伟大的设计成就便是立足于美国商业文明的基础上发展的，他所关心的是设计的经济利益，他自己也身体力行这种原则。他曾说：“每当人们在谈论设计的诚挚性时，我更加关心我的汤勺”

[3]罗维的设计公司的发展有两个重要的时期，一个是三十年代的经济危机，一个是漫长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这两个时期当中，因为战争的需要，美国的各种生活用品极其缺乏，因此，国内市场对于生活用品的需求造成了他的设计业务的篷勃发展，制造商与企业在困难的时期不但要考虑适应市场的产品的生产，同时还要考虑困难时期结束后，战后恢复期对于住房、室内用品、汽车等等产品的巨大需求。因此，罗维不但设计困难时期的作品，也同时为困难时期结束以后的恢复发展设计。再如弗兰克·莱特的设计，其草原式建筑形式，注重其建筑与周围环境的和谐性。莱特的设计思想吸收中国《道德经》的思想“凿户黼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

[4]实现建树整个室内空间与室外环境的空间交流性。其继承发展了沙利文的设计艺术思想，明确提出了“有机建筑”（OranicArchitecture）理论，指出“建筑是自然的、真实的，设计要自内向外的进行，要突出建筑形象的内涵，要与周围的环境密切结合，要表现材料本身的质感”

5]它最大的贡献就是打破了把建筑单纯封闭为六面体的传统观念，主张空间的自由划分、交流。同样的情况出现于斯堪的那维亚国家，其总体的设计思想体现出明显的设计艺术的交流性和联系性，其整个设计思想已呈现出设计艺术第三个阶段设计艺术综合关系交互影响的思想端倪，“负有大众化的民主传统，强调产品的经济原则，致力于发展大众化的制品”

[6]“强调有机设计思想和产品的人格化、感情化”

[7]丹麦著名的家具设计师凯伊·伯杰森指出：“我们所制造的东西，应当是有生命的，由心脏在其中跳动……它们应当是人性化的、有生机的和温暖的”

[8]第三个阶段，设计艺术各种因素的综合关系性。设计艺术处于一种“关系”中，处理设计物与人的关系，人与物的关系，这里所提到的“关系”表现最为明显的就是设计的伦理性问题，设计的时代性要求设计艺术必须适应时代的要求，注重设计的伦理性要求。设计艺术从设计的伦理性角度分析，这种关系是秩序化的和谐的“关系”。1995年10月在日本的名古屋市举行了世界室内设计会议，这是国际室内设计协会的年会（IFI），会议主题定为“室内-——新浪潮的创造”

[9]会上日本室内设计师内田繁就世纪之交、时代更替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20世纪产生的物质主义的时代观将向物与物之间相联系的柔软的创造性时代转变，这是从“物”向“事”的变化，是“心”和“关系”的发展，也就是说是从“物质”的时代向“关系”（心）的时代转变。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为人的“关系”，而这种转换的核心点为“人”自身，从大的范畴来看表现明显的就是设计的伦理性问题。同时“他举出了关系时代的特征是：地域社会的复兴；与自然的协和；个性的尊重；家庭和共同体的再认识；多样化和关系的连锁；解释和认识的重视；故事传说的复兴……他指出今后的设计将更加重视看不见的东西，重视关系的再发现，方法的追忆和内心的反响，将趋向综合性的设计方法”

[10]例如国际主义风格由于内容与形式的倒置；求新求变的新生代对一成不变的单调的风格的挑战，导致了装饰主义的萌发，对现代设计成为商业贸易促销的“帮凶”的反叛，使人们的生活变得粗糙。现代主义追求功能性的重心，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冷漠等等，需要适合人类生存的新的设计及其设计理念的出现。在这种背景情况的促使下，“后现代”主义设计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1.反对设计形式的单一化，主张设计形式多样化；2.反对理性主义，关注人性；3.注重产品的人文含义；4.隐喻；5.关注环境”[11]。后现代主义从“对高情感的推崇，强调人在技术中的主导地位和人对技术的整体系统化的把握”，“遵循人性经验的主导作用，时空的统一与延续，历史的互相渗透，个性化，自由化”

[12]这里我们所谈到的内容并不代表设计伦理性的全部内容，从其意义上只涉及到设计伦理性的主要思考的问题，但已经能够足够的说明问题，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设计的综合关系的相互作用，共同实现设计的伦理性思考，实现设计艺术的人文关怀。

二.设计艺术的设计伦理的趋势

整个时代性发展的社会现实，如：资源的问题、环境的问题、消费商业文化的问题，乃至整个社会发展所呈现的“物化”现象等等，促使设计艺术走向了空虚。而对这种现状，设计艺术需要更多的人文关怀，注重设计的伦理性思考，使设计艺术有了实际的思想的引导，可以这么说是时代要求设计艺术的伦理性思考、实践。我们如何来思考这种现状，对于指导设计艺术的实践具有重要的意义，即怎样的社会现实，促使设计艺术必须思考其存在的实际意义。1.设计艺术的综合关系的设计发展阶段的时代性要求。对于设计综合关系设计发展的阶段上文已有清晰地论述，在此不再做重复的解释。2.“物化”的社会现象的刺激。对于“物化”的具体内涵的理解，即人们在不断的改造控制自然的同时，同时又被自己所创造的造物世界所反控制，进入了控制与反控制的悖论中。人类过多的依赖自豪于人类自己依照现代科学技术所创造的伟大的造物世界的同时，殊不知其已被逐渐的“物化”，走向了人类自己创造的另一个极端。英国人类学家D·莫里斯在他的著作《人类动物园》提出了一个“动物园”效应的比喻，他认为“现代生活条件与动物园的情况相类，动物园可以保障一定程度的安全，但这种安全是付出了昂贵代价换来的”[13]。从某种意义上来看，现代科学技术支撑的一切改善生活方式的活动，都可以被视为营造“动物园”的活动。作为设计艺术的承载的现代科学技术，营造着“园”中的一切，殊不知人们一旦习惯、适应了“动物园”的生活后人类一旦离开这种生活或者这种生活被外界因素的破坏，如：自然灾害、战争等，估计人类将变得无法生存。[14]再者人们一旦满足于这种人类自己所营造的“伪生活空间”的时候，人类也逐渐实现了自身的“物化”，技术的物化所刺激的人的物化，人类自然所特有的强烈适应自然的生理机能将退化，当灾难降临时，人类将变得手忙脚乱。从设计伦理的角度出发，我们是否考虑来停止使这种“伪的生活空间”的破碎，还原人类真正的“自我”。“人类进化史说明好的一个简单的真理：人之所以能出类拔萃，是因为他具有非凡的适应能力，而支配这种适应，从本质上说，首先是非物质的，也就是心理和精神的，应该明白适应性应该是设计师进行设计的前提”。3.人类自我精神需求的刺激。马斯洛在他的需求理论中将人的需求由低层到高层或分为五个层次：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自尊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其中社交需求、自尊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都是超越基本生存需求的社交需求，是社会人需要不断满足的精神需求，从社会发展的现实来看，人类的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建立在丰富的物质资料的基础上都得到了较好的实现。就设计艺术而言，这也是设计艺术所应该秉承的责任，设计艺术的核心、目的，即以“人”为本，从人的自身的需要出发进行设计，这也是设计艺术发展的目的责任。4.普遍的社会现实的影响。首先，当今社会所形成的老龄化的社会现象的不断加剧，整个社会所实际存在的实用劳动力在减少，伴随着社会老龄化的趋势，又衍生出新的问题。作为社会整个生产力的推动，青年人的压力增强，而这种压力及来自其自身的生存问题所产生的工作的压力乃至心理的压力，使其处于一个亚健康的生活状况。进而来自当今一个家庭一个孩子的现状，一对夫妇至少要抚养四位老人，虽然现代不断健全的社会福利，但仍然不能切实的改变这种现状。等等许多老龄化社会所衍生的种种问题，使社会的青年人压力增大的情况，设计艺术的伦理性所思考所要求承担的责任如何在其整个社会大的系统中缓解这种现状，如何在人们具体的整个生活、工作的空间设计中缓解这种压力，成为设计艺术所要考虑和实践的问题。其次，环境破坏、污染及其资源的不断开发和利用率低所造成的浪费问题。从设计的伦理性思考，社会呼吁设计艺术的环保、生态、节能、绿色的绿色的设计路线。再次，消费型社会的现实。设计问题如果搞不好，便容易成为商业的附庸，从设计伦理来看，如何正确的引导消费，引导消费的时尚，这都成为现代艺术设计所关注的问题。5.现代社会合格设计师的责任和义务，设计师进行设计要在自己的头脑中形成设计的伦理性思考作为其行动的准则和指向，提高自身认识事物的能力和深度，从人自身切实的角度出发，综合思考设计的问题。设计需要创新思维的创造能力。美国创造学家罗伯特·奥尔森曾说过：“那些思想拗执、顽固，缺乏随机应变的素质和生活形态，或者思想偏执的人，是很难推出新思想的”[15]。作为一名真正的设计师需要具有广泛的知识和丰厚的修养外，更多的是增强设计师的一种社会的责任感，从设计伦理而言，对整个设计的核心“人”的综合关系的平衡。6.区域性中国传统文化与世界性的西方文化的差异性因素。这是存在于社会现实各方面普遍存在的问题，而如何正确的来认识处理这一现实，实现文化的自我回归和文化的自我认可，摒弃陈旧的思想认识。从新世纪发展的角度来认识这一差异性的因素。中国传统文化是基于中国人的普遍的生活形态中的，对于传统文化的认识和深化，体现于设计艺术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内蕴的了解、实践、应用，实现立足于中国人普遍的生活形态基础上的中国文化的吸收和传播。同时我们在正确的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与世界性的西方文化的差异的同时，应从大文化圈的角度，加强区域文化的保护，实现人们普遍的文化回归感，增强区域文化的情感因素的作用及其尊重，特别向中国多民族的国家，多种文化背景的现实，正确的处理大的正统的汉文化与少数民族的区域文化的和谐共存，促进文化的多样化，同样成为设计艺术所思考的问题。设计伦理性从“人”出发，体现服务于人的思想意识的需要，运用文化圈的人们共同的文化背景，来实现设计的文化交流性、适用性和民族情感的回归，当我们在思考大的文化范畴问题的探讨建立的城市文化圈的时候，对于中国民间艺术的保护、认识和回归，同样成为现代设计艺术所应重视的问题，而应真正的理解民间艺术的生活形态，民间艺术如果离开了其赖以生存的生活方式便失去了大半的意义。“在传统社会，民艺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因此柳宗悦说：‘只有工艺的存在我们才能生活。从早到晚，或工作或休息。我们身着衣物而感到温暖，依靠成套的器物来饮食，备至家具、器皿来丰富生活……因此，工艺是贫弱的，生活也将随之空虚’柳宗岳先生说的这些我们仍需要”[16]。“费孝通先生说也曾说：‘只有直接有赖于泥土的生活才会像植物一般地在一个地方生下根’；‘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还乡’”[17]。研究民间艺术以及所体现的生活形态对现代设计艺术的作用，反过来汲取民间艺术的积极因素的同时，如何重新建立适合人的新的艺术设计，这便又是设计的伦理性范畴。7.设计学的研究现状而言，一般都是从设计的形象性（艺术性）、理论性以及设计的科学技术性等角度分析，对于设计的深层次的认识，并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特别为设计的伦理性思考。现代设计学研究的问题出现了很多就问题而问题的研究方法，对于理论性的设计学研究内容的实践指导意义缺乏明确的指导性，很多知识的理解分析流于就理论而理论的现状。研究、分析设计的理论知识，目的就是更好的来指导具体的设计实践。再就设计理论的研究，表现出明显的“滞后性”，就设计的实践而后在理论的分析总结，虽然对于实践的总结分析是十分必要和必需的，但同时也用保持理论的前置的引导作用。而设计的伦理性作为设计艺术新的研究课题，对设计艺术的实践具有明显的指导意义。就理论的实践性指导作用，“理查·布卡南与维克特·马格林在1995年出版的《发现设计》文集的导论中开宗明义的说明要讨论的课题，乃是日常生活的设计”[18]，这个微妙的分别已使我们知道我们已开始离开对设计学纯粹的概念层次去理解设计，而返回到设计的实践去行动反对概念理论的分析。虽然其并没有明确地提出研究设计的实践层次，但某种程度上奠定了对于设计研究不仅仅对概念理论的分析，更要注重其设计实践的意味的思想主题。以上几点所考虑的核心便是为什么设计艺术要注重设计的理论性思考，启示了设计艺术重视设计的伦理性思考的发展方向。

现代管理理论论文范文第2篇

首先，为什么要构建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哲学基础？其理论客观性何在？

可以这样认识问题：其一，应对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学科构建进行前提性的反思，这一前提性的反思则必然要求进入哲学的语境，进入哲学的视域。所谓“哲学基础”，其意涵包括理论前提的廓清、学科内容设定、方法论原则规范与价值导向的反思等基本方面，这些基本方面是由哲学的根本精神所规定的。探究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哲学基础，首要的问题当然是其客观性及其创建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就其客观性而言，管理的行为与活动在以往人们的社会生活中无可避免，现代管理在今天的现代化过程中同样无可避免。因而管理思想与现代管理理论作为管理活动与过程的反映与反思，包括对于相应管理思想与理论的归纳、概括、总结与升华一样无可避免。就其必要性与可能性而言，没有实践的理论是虚无的，没有理论的实践是盲目的。有实践的理论还必须有哲学的基础与指导，笛卡儿在《沉思录》中将人类的知识体系比喻为一棵大树，而树根则是哲学。法国学者麦基也曾在《思想家》一书中指出：哲学不过是人类文化的地基。哲学的基本精神之一就在于对知识系统进行前提性的廓清与厘定，并进行反思。这就要求必须从哲学的角度认真考虑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学科设计与内容配置问题。其二，应对中国现代管理理论进行意义性的反思，这也要求必须将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置于哲学的论域之中。因为，哲学的根本精神还指向对终极意义的关切，赫舍尔曾写道：“人的存在从来就不是纯粹的存在；它总是牵涉到意义。……对意义的关注，即全部创造性活动的目的，不是自我输入的；它是人的存在的必然性。”所以，任何理论都应当从意义的维度反省其旨归，这一维度也成为构建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之哲学基础的必要性；其三，管理理论与其哲学基础应该在一种思辨的张力中同步生成，没有实践基础与哲学基础的管理理论，是不彻底的、无根基的管理理论。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发展与完善要求学界必须遵循并探析其隐含在管理实践过程中的哲学基础。

其次，创建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努力何以可能？

或可这样理解问题：一是，任何管理理论都不可能是价值中立的，必然都有其隐蔽的前提与基础，都暗含着某种价值判断与价值导向。因此，尽管目前国内学术界较少论及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但这绝不意味着中国现代管理过程中的思维、理念与哲学基础在现实中是空缺的，只是意味着其理论的归纳、概括、总结不过是隐而不显，有待开显、论证、理论化与系统化而已。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必然包含在现实的管理活动之中并蕴含着其独特的哲学基础，这是创建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与构建其哲学基础的现实前提。二是，创建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环境与条件已经日趋成熟，主要体现为中国现代管理方面的学术成果日益丰富，并初步形成了一批较有代表性的论著，为开显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及其哲学基础奠定了现实条件。三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具有实践性与时代性的特色，是管理学普适规律的具体化，又是管理学普适规律的国别化，并贯穿着时代性的鲜明特征。直面中国的、具体的、现实的管理过程中的践行问题“，以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为服务中心。”这就为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及其哲学基础的生成奠定了现实背景，从而，完全可能从时代性与中国化的角度去探思与创建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及其哲学基础。

二、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哲学基础的历史

结构：从单极主体性哲学到多元博弈性哲学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因其突出的实践性而具有明显的历史性质，具有相应的历史形态及其历史结构。因而，沿着实践与历史的维度去剖析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哲学基础是必要的。从实践与历史的双重角度看，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主流情况，宏观经济的管理是从指令型的计划体制模式到博弈型的市场体制模式的转型历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市场决定性”，意味着我国宏观经济管理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力度将进一步深化。在从“计划决定”到“市场决定”的转型历程中，管理理论的哲学基础也将从单极主体性哲学转变为多元博弈性哲学。就指令型计划管理理论来看，其哲学基础主要包括如下层次：其一，理性管理论。实质上，指令性计划管理理论，其暗含的哲学基础就在于，对于经济活动、资源配置所要解决的最基本问题，即供给与需求的问题，人们是可能以自身的预测、设计、计算、规划、布局去指导、整合、规划、监管以及协调的，换言之，相信存在着某种机构，它具备合理处理供给与需求的信息的权能，其核心的哲学理念是对于人或机构的理性能力的坚定自信，从而把人们的理想追求与社会的实际存在人为地“理性化”与“一致化”了。其二，事先决定论。指令性计划管理理论认为，社会中的供给与需求应该被置入预期的和先期的管制之中，并且这种预先的规划与管制可以有效地规避资本主义市场化管理理论的“无政府主义”缺陷与“市场失灵”，从而更优地实现管理的效能。因此，调配资源的事先计划性被摆置到第一位的地位。其背后所潜藏的哲学基础是强调信息系统的“客观性”与人类活动对于过程的“可控性”，并突出“事先”的优位性。其三，权力主体性。我国改革开放前的指令性计划管理理论将指令、计划、规划的主体确立为政府与权力，即以政府与权力作为配置资源、实现资源管理的中心与平台，强调政府与权力在整个管理活动与管理理论上的主体性地位，从而形成改革开放前我国宏观管理的活动与理论总是以政府为核心的状况，权力驱动的特征在客观的管理实践上则成为最显著的特点。其四，整体优先论。我国指令性计划管理确立并推行的是单一主体性，即在管理实践中践行个体服从集体、下级服从上级、地方服从中央的原则。在个体与集体、下级与上级、地方与中央的关系中，渗透与体现的均是整体重于局部、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整体论哲学思想。总之，我国改革开放前的管理理论，其哲学基础可以被视为“单极主体性”，所谓“单极”指的就是在“预定”与“博弈”中信赖“理性”，在“预期”与“过程”中突出“事先”，在“政府”与“市场”中重视“权力”，在“总体”与“个体”中优先“整体”，即从一种假设的二元性结构出发，并将其中某一者视为基础与核心，而将另一者“依附”于前者的基础之上，以寻求结构的统一。这是典型的基础主义哲学思想。

某种意义上，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管理理论是在一定程度上对此前管理理论的校正与纠偏。管理实践持续性的现代化，必将突出“现代”的运动性与复杂性的特征。有学者将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内各环节的关系精辟地概括为“互相依存、互为条件”“彼此交叉、相互渗透”“相互带动、相互促进”，可见，现代市场经济具有主体多元性、要素互动性、因素复杂化等特征。从哲学角度看，这就必然强调多元、交互的主体性。改革开放后，我国在宏观经济管理方面逐步确立了市场模式，其实，市场管理思维的哲学背景就在于强调人类活动的过程性与复杂性，这种过程性与复杂性其实是利益多元性的体现与实现。市场思维认为：供给与需求的问题，资源配置与管理的问题，其流通渠道、过程管理、决策机制、监控体系、反馈模式等都是多元因素参与的，且各种复杂因素都会交互作用，处于变动不居的博弈之中，根本不可能一次性地、也不可能事先地给予绝对的理性化的把握。在这方面，西方学者的思想给予我们深刻的启示，例如，哈耶克不仅假定人接受、处理信息的能力是有限的，最关键的在于，高度现代化时期，信息不再是一种可以提前预知的事物，信息本身就必须通过实践、通过接触，才可能有所把握。吉登斯认为，那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在面临初级现代化的管理时期，是卓有成效的，但是到了发达的现代化阶段，计划模式则不可能有效。因此，在不断拓展与深化的现代化历史条件下，在信息总量无限与快速变化的环境面前，理性、预期、政府、权力、整体根本不能单一地发挥作用，它们均只能作为一种元素参与到系统的管理之中，管理的主体绝对不是简单的单极性的，更不能从基础主义的哲学角度去理解现代管理问题，而必须将单极化的基础主义哲学观念发展为多元化、交互性、过程性、博弈性的现代哲学观念，只有在这一平台上才能更好地为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奠定哲学基础。

三、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方法论原则：历史辩证法

研讨并建构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方法论原则，应注意这样一个前提：即在与具有普适意义的现代管理理论的方法论原则的比较中突显中国特色。对此，国内学者将其精炼地论述为：“现实要求我们必须对自身的管理实践活动的一般规律进行总结，在探索和把握管理科学内在规律的基础上，深入开展关于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研究，尝试建立一个既有普适性又具本土文化特色的管理理论体系，努力实现管理理论的中国化。”而中国化的现代管理理论所应指涉的背景应含有空间与时间两个层次，空间指的是突出中国的地方性，时间指的是突出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转型这一时代性。由此而论，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哲学基础的方法论原则必须从西方管理哲学的思维框架中突围，必须从中国的时代背景与地方背景出发，必须凝聚对这一问题进行思考与回答的中国特色与中国声音。毋庸置疑，历史辩证法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哲学基础的方法论原则。为什么将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方法论原则确立为历史辩证法？

首先，根据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中国化”性质。由于“中国化”既具有相对性，同时又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内涵之一，因此，必须将具有普适意义的西方现代管理理论的哲学方法论作为其参照背景，才能深入开显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之哲学方法论的特色性。一般而言，西方现代管理理论的方法论基础可以概述为两种对峙的方法论原则：一种是经验论原则。这种方法论原则就是将西方管理理论作为纯然合理的体系加以接纳，再以实证化的态度提炼其哲学方法论前提，因此，它采取的是对以往管理理论的无批判态度，坚持并将单一的效率原则、定量计算原则、组织理性化等思想提升到哲学的层面。经验论原则接受并认可日趋固化与物化的管理经验，在物质管理的实践与理论方面，突出信息化特征；在人事管理的实践与理论方面，构成与之匹配的层级制；在绩效管理的实践与理论方面，强调量化效益与物化成果，如此等等。以人为本、人的因素以及管理的适合性被主动忽视。也就是说，西方现代管理哲学之经验论原则的实质是一种建基于物化基础之上的观念，而“物化的概念存在物只存在于肯定的特征之中，且静静地在其自身的有限中持续着。”因此，这种物化的经验论原则终究是一种对以往事实与过程的潜在肯定与辩护。另一种则是完全反对前者的超越论原则。这一原则强调从物化的以往事实与过程的管理经验与理论中突围，强调对相应管理理论所暗含的哲学前提进行反省与反思。超越论原则反对经验论对于效率原则、定量计算、物化理念、工具理性的无批判态度，其实质在于揭示并指认现代管理理论对人的压抑与侵吞，将一种诞生于启蒙时代的浪漫主义思绪延续至今。

在当代，卢卡奇对物化理念的批判，海德格尔对技术时代数学化的批判，阿多诺对启蒙精神之工具理性的反思，都可归入这一思想框架。应该说，上述二者均有其一定的合理之处，也是对现代西方管理理论的哲学回应。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源出西方现代化背景的方法论原则是否契合中国现代管理的实践与理论的需要，是否有利于构建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哲学基础。实际上，它们都不契合、不适合中国追求与实现现代化过程中的管理理论及其相应的实践。作为一个后发的现代化国家，其发展的主要问题在于尽快改变落后的生产方式并迅速提升生产力水平，依赖并借鉴科学技术，以系统化、信息化的思维对管理对象进行合理化的管控，这是必须经历的、不可绕过的过程。其中可能发生的某些“物化行为”，往往带有必然性，不能简单地否弃，也不要一味地从先验的对其进行不切实际的、乌托邦式的道德评估与价值审判。必须认识到，中国现代管理理论有自己特定的国情基础，有从实际出发的适合的哲学基础。如果忘记了这“两个基础”，也就是忘记了历史辩证法，忘记了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方法论原则。其次，也不能简单地认同并接纳现代西方管理理论之“经验论”与“超越论”之外的其他方法论原则。这是因为，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之哲学反思的题中之义就暗含着对现代管理理论的前提检审与价值反思。一方面，哲学方法论原则必须具有超越性的维度，而不能沦为对日常经验的尾随与附庸，批判与创新精神是必须彰显的，也是哲学反思的意义所在。进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辩证法是构建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之哲学基础的方法论原则。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的最大意义就是有效支撑突破西方管理哲学的“经验论”与“超越论”，构建崭新的认识论、方法论及其话语空间。简要地说，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与“超越论”的哲学方法论不同，不是从某种既定的价值原则、道德标准出发，其反对外在于现实的态度，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历史辩证法对于实践的进程，对于历史本身有着积极的、肯定的态度，并且这种进程有着“回复自身”的辩证逻辑，因为实践本身就会开显出一个价值合理的世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将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思想体现得淋漓尽致，即马克思以历史辩证法的思路研究资本主义，强调只有历经资本主义的洗礼才能实现对资本主义的内在超越与积极扬弃，从而在历史的现实进程中开启一个价值正当的世界。其正当性与意义性，恰恰内在于历史的辩证逻辑之中。历史辩证法也拒斥“经验论”的哲学方法论，并不完全认可物化的世界，它强调从现实的空间，经由历史的进程对工具理性、计算思维进行审视。其关键在于，这种审视绝不是先验式的、外在的突围，而是辩证式的否定与扬弃，是历史性的、内在性的否定。因此，必须经历并接纳物化管理的阶段，在物化管理阶段全面深入展开的同时也就孕育着其自身趋于瓦解的历史命运。可见，历史辩证法是批判的、革命的。马克思写道：“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进而，就辩证法的否定性而言，马尔库塞写道：“辩证法的力量存在于批判的确信之中，全部的辩证法都被一种弥漫着本质否定的存在形式的概念联系着。

这种概念的内容和运动也是被否定所限定的。辩证法批判所有的实证哲学。”而物化的管理哲学就是实证哲学在管理理论上的思想投射。马尔库塞指出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历史属性，进一步阐明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所构筑的历史话语，将辩证法与历史观有机地融合起来。他写道：“马克思精心制作的辩证法，是作为领悟内在对抗性的社会的一种概念性工具。把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固定不变的概念分解为矛盾的组成部分，是为了‘反映’历史的实际结构和运动；辩证法就是要在理论上再现现实的本质。为了恰当地再现它，为了提供一种合适的历史理论，传统的范畴必须重新加以规定，因为它们隐藏了而不是暴露了发生过的东西。然而，思想结构与现实结构之间的辩证关系，不只是反映与相符。”奥尔曼则突出了辩证法的革命性与历史性，他写道：“辩证法是革命的，因为它帮助我们将现在看成社会正在经历的一个阶段；因为它迫使我们将现在的来源和趋势作为它本身的一部分而加以考察；还因为它使我们能够理解，作为这个过程中———其中所有的人和所有的物都是相互联系的———的行动者与牺牲者，我们有能力影响这个过程。在维护‘一切都在变化’这一朴素真理的过程中，未来是作为一种选择被提出来的，其中惟一不能选择的是我们已经拥有的东西。”因此，历史辩证法并不否弃超越，只是将超越视为内在于历史进程中的超越。这些哲学性话语，置换于管理理论的语境中，就是说，作为后发的现代化国家，基于曾经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的生产力落后的现实局面，正如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实际上是依据中国国情客观地对中国现代化建设进行历史定位”。在这一特定的历史阶段背景下，一味根据某种外在的价值标准对管理理论进行哲学性的批判，这种超越论的方法论原则并不适合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创建与发展；当然，中国的国情与逻辑也要求进一步深入发展现代管理的工具理性，突出管理的效率化与系统性，进一步强化管理理论的信息化运作与思维。同此，在这一推进的实践进程中，物化管理模式会逐步暴露其自身的矛盾，构建超越于效率之上与计算思维平面上的价值合理性才会被提上历史的议程，并进而现实地予以解决。马克思对此曾概括道“：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輯訛輥因而，只有在成熟的历史时段，才会发生实质性的理念跃迁，建立于物化基础上的管理才能真正被内在地超越。西方著名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卢卡奇说：“‘自由王国’，‘人类史前史’的结束恰恰意味着，人与人的具体关系，即物化开始把它的力量交还给人。”輰訛輥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二卷的序言中也说：“这里的问题不是在于要简单地确认一种经济事实，也不是在于这种事实与永恒公平和真正道德相冲突，而是在于这样一种事实，这种事实必定要使全部经济学发生革命”輱訛輥。这样，作为中国现代管理理论方法论原则的历史辩证法就超出了现代西方管理哲学的先验超越论批判方法，也超出了现代西方管理哲学浅表化的经验论对管理理论的无反思性态度，紧扣时代主题与中国国情，从管理哲学的角度做出了具有中国特色与时代风格的“中国回答”与“中国声音”，包括一切从实际出发（如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权变原则）、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例外原则）、实事求是（如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统筹与可持续原则）等方法论原则，从而形塑并彰显了中国化现代管理理论的哲学方法论特色。

四、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价值导向：以人为本

有学者指出，现代管理的首要基本原则即以人为本，“在管理活动中，人是管理诸要素中最重要的因素，整个管理过程以及管理对象的其他因素都要由人去掌握和推动，没有人的活动就没有管理。人既是管理的主体，又是管理的客体。”“人的因素从来都是管理活动与管理绩效的第一因素，是管理实践中的根本问题。”輲訛輥同时，现代管理理论的趋势在于“越来越人本化”。輳訛輥这些认识无疑是正确的。从哲学的视域来看，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价值导向理应是以人为本，理由主要基于以下几点。

其一，以人为本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价值诉求。

应当注意到，现代管理理论密切关涉经济理论，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密切相关。《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最为集中的表达，其所深藏的价值诉求即以人为本。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就是通过揭批资本主义对无产者尊严的虚妄与劳动价值的剥夺以实现其理论的人文关怀向度。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国现代管理理论，自然成为其价值诉求。

其二，以人为本是对物化管理理论的批判与超越。

西方现代管理理论是建基于物化这一哲学思想架构之上的。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处境下的人们，“他们本身的社会运动具有物的运动形式。不是他们控制这一运动，而是他们受这一运动控制。”輴訛輥从而，人的活动、人与人之间的交互关系，会被物所遮蔽与替代，并受“物”的运动所支配，这是物化的一种典型体现，进而“物”仿佛有着天然的属性或魔力———商品化、市场化，人们活动的社会性表现为一种人与人相对抗的、异己性的存在，这就是人的活动在市场经济中的异化现象。对此，马克思写道：“活动的社会性，正如产品的社会形式以及个人对生产的参与，在这里表现为对于个人是异己的东西，表现为物的东西；不是表现为个人互相间的关系，而是表现为他们从属于这样一些关系，这些关系是不以个人为转移而存在的，并且是从毫不相干的个人互相冲突中产生出来的。活动和产品的普遍交换已成为每一单个人的生存条件，这种普遍交换，他们的互相联系，表现为对他们本身来说是异己的、无关的东西，表现为一种物。在交换价值上，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人的能力转化为物的能力。”輵訛輥马克思认为这一情形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体现得最为显著。因此，在物化的背景下，必然忽视人之社会关系的根本性，反而颠倒性地将物之关系视为基础，这样一来，对物的管理将压迫性地转换为对人的机械性管理，这实际上就是“泰罗制”规范管理体系隐秘的哲学基础。在这种西方现代管理理论的视域中，人被视为“机器”的延伸或单纯的“工具”。卢卡奇引述并认同马克斯?韦伯的看法，认为现代资本主义催生了理性、计算的精神和气质，并渗透在资本主义国家、企业、法律、行政管理的层制等各个方面。资本主义是一个普遍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用韦伯的话讲，人被困于理性的铁笼。因此，现代西方管理哲学中始终渗透着工具理性主义的思想底色。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物化的批判所给予的深刻启迪是，必须超越物化与管理的一体化结构，以人本精神构建现代管理理论之哲学基础的价值导向。

其三，以人为本是管理现代化的终极目标。

现代管理理论论文范文第3篇

在我看来，从杜拉克的这一观点出发，知识经济时代资本家与知识工作者的关系，已不再是纯粹的雇佣者与被雇佣者的关系，而是有着不同程度的“合伙人”关系。特别是在策划设计、咨询顾问等行业，这种“合伙人”关系表现的更加明显。人们认为，当今世界正在进入“智慧家”将要与“资本家”平起平坐的时代；智慧家拥有过人的经营智慧或管理智慧或研究开发智慧，其大脑无异于一座金矿。在国内特别是深圳的一些企业如华为，甚至打出了“知本主义”的旗号，即把知识转化为认股权、股利和红利。在股权安排上，让最有才能的人拥有重要股权。

另外，对知识工作者的管理方式也要相应而变。根据杜拉克所说，由知识型工作者组成的现代组织，已不再是老板和下属的关系，而是一种团队式的、平等的关系。管理者在这种团队中的工作已不再是命令，而是激励。知识型工作者不像传统的工人那样受到机器的支配，容易受到有效的监督。相反，机器在知识型工作者手里能产出什么产品，以及产出什么质量、什么档次的产品，几乎完全取决于知识工作者的创造性劳动。离开知识型工作者的创造性劳动，机器就是一堆废铁。知识型工作者由于自身掌握一种生产工具即知识，因而比传统的劳动者拥有更大的独立性、灵活性、自由性，而且他很容易“跳槽”；而他的位置并不像传统的劳动者那样容易替补。知识型工作者的“跳槽”往往给企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他离开公司，受损失的不是个人，而是公司自己。因为知识型工作者往往是组织中某一领域的权威人士，否则他就是无用的。组织付给员工工资并不能得到他们的忠心，关键是要给他们提供运用知识的机会，使其价值得到实现。对于知识型工作者的劳动，既不好实行计时管理，又不好实行计件管理；既不好光靠高薪高职“购买”，又不能仅用“哥们意气”去笼络；既要给他们提供比较优越、宽松的工作空间，使他们能不受打扰地、自由地从事创造性劳动；又不能放手不管，不加引导，因为即使他们确实整日都在为公司的事情冥思苦想，没有正确引导，没有良好情绪，也难以激发灵感。由此可见，“知识经济下的人力资源开发”，实在是一门崭新而艰巨的课题。

在我国目前的行政管理领域，实际上有许多新的技术手段引入，如计算机和网络技术。但是这些技术都没有在我国的行政管理中被广泛运用，就拿网络技术来说，虽然有些政府部门开始上网，可绝大多数基层政府部门连上网是怎么回事还不很清楚。在这种情况下，首先需要让人们树立起网络的概念。因此，从目前水平来说，对行政管理人员应加强现代管理技术和新兴科学技术教育，培养最起码的管理技术知识。

知识经济时代需要有知识的领导，没有知识就无法胜任工作。我们的领导干部和管理者首先必须认真地学习好指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邓小平理论，学习依法治国所必须的法律知识，学习领导科学，学习管理社会和行业所必须的专业知识和现代科技基础知识。同时我们还要学习好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把握社会发展的趋势以适应履行职责的需要。现在知识更新速度难以想象，必须坚持终生学习，补充和更新自己原有的知识，才能跟上时代步伐。学习必须要有一个好的学风，联系实际，学以致用，切忌摆花架子、卖弄知识、名词堆砌和脱离实际。如果只把学习到的知识作为自己的讲话和修辞，那么我们和发达地区的差距将会越拉越大。

行政绩效管理是通过绩效评价对被评价对象按照制定的指标，参照一定的标准进行对比分析，对被评对象在一定时期内的工作进行考察、评定、奖励和相关培训的活动；探索和创造可以反响的组织目标、组织价值的新视野；依次建立起激励与约束机制，促进其管理思想的完善和总体战略目标的实现。绩效评价是绩效管理的前提，对被评对象激励与约束的依据来自于对其所进行的绩效评价结果。

绩效评价是绩效管理的核心内容，也有人直接称其为绩效管理。绩效评价是采用特定的指标体系，对照一定的评价标准，运用一定的数理方法来评价。这种方法从主观愿望上是要实现全面、客观、公正、准确地评价他们所取得的业绩和效益，找出被评价对象之间的差距和优势，帮助组织成员了解他们对于实现组织目标的理解与贡献。据此扬长避短，优胜劣汰。但传统的绩效评价却远远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知识经济时代是一个充满激情与机遇、富有诱惑力又具有挑战性的时代，我们只有搏击进取，开拓创新，凭借对知识、技术、信息、人才的高度重视，有效地运用各种措施与手段，通过不同的途径，实现管理的现代化，才能在日益激烈的国内外竞争中获取竞争优势，增强竞争实力和综合国力，从而踏上持续、协调的发展轨道。

尽管知识管理的理论和实践并不完整和丰富，但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以往管理理论报难适应新经济的变化发展。因此，知识管理的产生是必然的。不过．作为一种新的、更高的管理形式，知识管理是在传统管理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本身要有一个成熟和完善的过程，有待于进一步深化。

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行政管理要实现现代化，那么，管理者就必须紧跟时代的步伐，不断学习新知识、新理念，最主要的是要有创新意识。从我国的国情出发，从实际出发，着眼于当代经济的发展，行政管理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紧跟当今时代主题。不仅如此，行政管理还要实现网络信息化，也就是我国的行政管理要与信息高速公路接轨，达到最优化，最终实现现代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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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陈俊生.加速实现政府行政管理的高效率和科学化[J].领导科学，2002，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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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周朝奋.当代中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创新.商业研究，2000，9.

现代管理理论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现代企业；文化管理；必要性；要求

中图分类号 F27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2023）13-0032-01

随着现代社会的不断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企业数量迅速增多，企业已经不仅仅是经济范畴内的一个概念，更是成为了整个社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对企业的发展发生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对于企业发展而言至关重要。通过对现代企业文化管理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文化管理对一个企业的存在和延续起着重要作用，同时，对现代企业进行企业文化管理的要求进行探究，可以为我们的企业加强和改进文化管理、促进企业的长远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一、企业文化的定义及特点

（一）企业文化的定义

企业文化没有一个固定统一的概念，不同的管理学家或者管理者对它都有自己的理解。通常意义上，作为企业文化，是指一个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特有的、有其自身特定印记的价值观念、理想信念、特有活动、处事方式等文化因素组成的文化形象。宏观意义上讲，企业文化是特定企业在其发展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精神财富的总和，是一个企业的整体意识形态以及与企业发展相适应的一整套完善的组织机构与制度，反映了企业内部员工整体的的意志品质、特征特性、工作生活习惯和科学文化素养等文化因素的相互作用；微观意义上讲，则是指企业在长期的发展和实践活动中所形成的，为内部成员所广泛认可、接受和遵循的，具有自身特色的价值观念、集体荣誉感、工作作风、规章制度、工作规范以及思维方式的总和。

（二）企业文化的特点

只有充分认识了企业文化的特点，才能实现对企业文化的有效管理，一般而言，企业文化具有以下几个基本的特点。

一是长期性和稳定性。企业文化作为企业的核心价值追求和精神理念，所以不会因为内部人事和组织机构的变化而出现变动，它是内化到企业员工灵魂深处的一种价值追求，所以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一般不会出现大的变化。当企业文化不适应外部需求的时候，只有从内部开始进行彻底的变革，对企业的规章制度和行为规范进行重新编制，企业文化才有可能产生一定的变化。

二是独特性。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特定的规章制度和行为习惯，所以两个企业在企业文化上不可能完全雷同，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独特的成长历程、背景、发展环境、管理习惯、行为规范，所以无法照搬照抄其它企业的文化。只有结合自身经历，将企业发展得价值追求内化到员工的脑海和心灵中，才能形成对企业发展有益的文化，所以企业文化具有独特性。

三是可塑造性。企业文化是伴随着企业的发展壮大而不断发展的，所以具有可塑造性，是伴随着企业的发展愿景和需求而产生和变化的。通常意义上讲，企业都是在自己长期发展中不断的进行文化积淀，同时又不断地吸收和借鉴先进企业的文化精髓为我所用，从而形成了自己的企业文化，所以企业文化具有可塑造性。

二、现代企业进行文化管理的必要性

（一）对企业文化进行管理，可以使文化转化为物质财富

企业文化作为企业的一种精神财富，其核心是企业价值观，其灵魂是企业精神，企业价值观和企业精神虽然只是精神层面的财富，但是它们一旦形成，就会对员工产生正面的激励作用，能够增强员工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提高对企业的认同感、自豪感和荣誉感，从而号召和引导他们投身企业发展，为企业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

（二）对企业文化进行管理，可以提高企业的综合竞争力

文化管理是提高企业综合竞争力的有效手段，从某种意义上讲，管理好企业文化，通过在内部成员之间塑造企业共同的价值追求、理想信念和行为规范进行文化管理，有助于提高企业的综合竞争力，从而助推企业的快速发展。

（三）对企业进行文化管理，可以提升员工的综合素质

现代企业发展最主要的因素是人才，而对企业文化进行管理，使内部员工在共同的价值追求下不断的提升自我、充实自我、完善自我，不断地获得开发和应用新知识的能力，从而提升员工的综合素质，让员工的知识、能力转化为企业发展的内生动力。从这一点上来讲，企业文化管理可以提高人的素质，从而推动企业的发展。

三、现代企业文化管理的内在要求

（一）坚持以人文本的原则

随着人们独立性的提高和人才素质的提升，企业在文化管理中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不断满足内部员工的社交、自我追求、自我价值实现等高层次需求，充分尊重员工的独特个性，从而增强员工的归属感，提高员工的使命感，达到以企业文化感染人、号召人的效果。

（二）要适应跨文化、跨区域的管理

不同地域、区域的文化存在差异，包括人们的生活习惯、工作理念等。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企业跨区域经营的范围不断扩大，企业在发展中，要不断的适应跨区域文化的新形势，在文化管理中实现企业文化与当地文化相适应，实现更好的文化管理成效。

（三）要与外部环境相协调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于企业的要求越来越高，企业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要增强自身的社会责任感，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而这种要求，要充分体现在企业文化中，企业在文化管理中要与促进环境保护、推动社会进步、发展社会事业等外部环境要求相协调，通过这种与外部环境协调的企业文化来树立企业良好的社会形象，提高企业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从而助推企业的长远发展。

四、结论

综上所述，随着现代企业的不断发展，企业文化在企业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大，通过阐述企业文化的特点，分析进行企业文化管理的必要性，探究进行现代企业文化管理的要求，有助于增强人们对加强和改进企业文化管理工作的认识，从而实现以良好的企业文化管理来推动企业发展的效果。

参考文献：

[1]周承举.浅析企业文化建设与现代企业管理[J].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7年04期.

[2]李金春.建设创新型企业文化促进企业与员工的共同发展[A].湖北省烟草学会2007年学术年会论文集[C].2007年.

现代管理理论论文范文第5篇

【内容摘要：】财务管理理论的新颖性、系统性、科学性，对于作为现代企业管理核心的财务管理至关重要。现代企业财务管理理论应包括以研究现代企业财务管理的概念、范畴、规律等基本问题为主的基本理论、以研究现代企业财务管理内容和过程为主的结构理论以及以研究现代企业财务管理环境、观念、原则等相关问题为主的相关理论。这三部分紧密相连，使得财务管理理论形成了一个内容完整而又逻辑严密的体系。

处于市场经济体条件下的现代企业是一个不断失去平衡又必须不断争取新的平衡的矛盾体。在争取新的平衡的过程中，毫无疑问财务管理是一个重要角色。作为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的财务管理理论的新颖性、系统性、科学性，对财务管理能否扮演好这个角色起着决定作用。现代企业财务管理理论，是一个庞大的，但层次、线条、结构又都非常清晰的理论体系。笔者认为这个体系应该包括以下三个部分：一是以研究现代企业财务管理的概念、范畴、规律等基本问题为主的基本理论；二是以研究现代企业财务管理内容和过程为主的结构理论；三是以研究现代企业财务管理环境、观念、原则等相关问题为主的相关理论；这三部分紧密相连，使得财务管理理论形成了一个内容完整而又逻辑严密的体系（如图1所示）。

财务管理理论体系

内涵

外延

基本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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