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章书院在哪

豫章书院的地位体现有多位大师讲学（主持讲学或兼职讲学）和朝廷对书院的重视程度上。

豫章书院没有像白鹿洞书院那样知名的理学大师朱熹主持讲学，但其肇基者罗从彦却是朱熹敬重的祖师爷。罗从彦师从二程嫡传弟子杨时，而朱熹的父亲朱松和李侗皆师从罗从彦，而朱熹又遵父命师从李侗。朱熹对祖师爷可谓赞美有加，他曾说：“龟山（杨时）倡导东南，游其门者甚众，然潜思力学，但仲素先生（罗从彦）一人而已。”豫章书院以罗从彦为二程第二代弟子而引以为豪，朱熹亦以与祖师爷的特殊师承关系而继续前行。

朱熹虽然不是在豫章书院主持讲学，但淳熙年间其亦多次亲临讲学，同时其“论敌”、心学创始人陆九渊亦当仁不让，多次前往宣扬自己的学术思想。

这种“君子和而不同”的共存现象对豫章书院产生了持续而深远的影响。再加上当时宰相、朱熹好友、理学名流赵汝愚的多次莅临讲学，更使豫章书院蓬荜生辉。多位重量级人物的多次讲学，促进了豫章书院学术和教学的繁荣昌盛，成就了其与白鹿洞书院、鹅湖书院、白鹭洲书院齐名的省内著名书院。

明朝王阳明（今南昌有阳明路纪念之）是心学的最为重要的继承和发展者，为了传播心学，他亦多次在豫章书院讲学，其时推崇王阳明心学的罗洪先、邹守益相继在豫章书院讲学或任山长，培养了科举盛行背景下的大批有用人才，创造了继南宋后豫章书院的再次辉煌。南昌一著名采茶戏《方卿》即佐证了豫章书院在当时江西人心目中的重要作用和崇高地位。

豫章书院源于江西豫章罗氏，汉惠帝时大农令罗珠奉守九江郡，郡人张交献地，乃与灌侯筑新城，并在沟内手植豫章树，豫章郡因此而得名。豫章书院相传为南昌罗氏后人，为纪念罗氏理学家罗从彦，弘扬儒道而建。

因罗氏郡王豫章，故以堂号命名之。在其他地区“豫章书院”者，也皆为豫章罗氏后人所建，如广州豫章书院、福建宁化豫章书院等，形成极具罗氏特色的“书院文化”。

各地罗氏聚居地“豫章祠堂”林立，理学家声远，豫章世泽长，形成独特的、统一的“宗祠文化”。清康熙皇帝赐匾：“章水文渊”，历代帝王褒励，获得崇高的殊荣。

后与庐山白鹿洞书院、吉安白鹭洲书院、铅山鹅湖书院齐名，并称为“江西四大书院”。

豫章书院创建于南宋时期，当时在朱熹理学的影响下，这里成为江西地区传播朱程之学的基地。元明两朝书院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元朝，因元统治者将理学作为治国安民之道，对书院采取了提倡、扶植和加强控制的政策，此阶段，豫章书院和全国其他书院一样得到一定的发展。

明朝初年，明统治者对书院采取的是不支持不禁止的政策，书院处于停滞状态。明万历年间，因为政府的禁书院政策而一度被迫停办。后来江西巡抚凌云翼、潘季训修葺后改祀宋元明诸儒，称“豫章二十四先生祠”。

书院在清朝初期恢复了当初的办学规模，招生对象不再局限于南昌府辖地，开始选拔江西各府、州、县、厅学之生员俊秀者入学。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改名为“理学名贤祠”。康熙三十一年（1692）巡抚马如龙重建，聘南昌进士熊飞渭为山长，选江西各府、州、县、厅学之生员俊秀者入学。五十六年（1717）官方再次重建，而且布局有所不同，右为讲堂，左为祠堂，面向全省选拔数百名学子读书其中；第二年（1718），康熙皇帝御书“章水文渊”四字门额赐予书院，使书院进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

其后的雍正、乾隆也对书院予以了充分的重视。江西巡抚陈宏谋与郝硕则从院规与院舍两方面下了较大的功夫。

由于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以及政府的重视，豫章书院在清中叶发展到达顶峰：名师云集、藏书丰厚，成为当时全国闻名遐迩的大型书院之一。

道光（1821—1850）及同治（1862—1874）时期，豫章书院在规模与藏书量方面得到了继续扩展。

晚清，受西学东渐观念的影响，光绪（1875—1908）初，一度改为举人书院，名曰“孝廉堂”，堂称“孝廉书院”，并立有《孝廉书院碑记》，光绪二十八年（1902）改为“江西省大学堂”。

1949年以后，一度改作南昌大学工学院、洪都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