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领袖

余日章(1882-1936.1)

近代史上非常重要的基督教领袖。湖北蒲圻人，生于武昌(属武汉市)。

黎元洪的英文秘书，孙中山的热情追随者；

天下第一首革命歌曲的作曲者，中国最早 “红十字会”组织的创立者；

“平民教育之父”晏阳初的启蒙老师，蒋介石与宋美龄的证婚人。

幼入基督教。曾就读武昌圣公会附设小学。

1895年进武昌文华书院。后入上海圣约翰大学。

1905年毕业后，回鄂任文华书院体育教员。创办《文华学界》月刊，参与营救日知会被捕志士刘静庵。

1908年秋赴美，靠美国传教士资助在哈佛大学研究院主修教育科，得硕士学位。

1910年，毕业获博士学位，就任北美基督教学生大会副总干事。

1911年回国，任文华大学附中校长，在汉口首创中国第一届夏令营。

并积极参加政治活动，辛亥武昌首义时，创办红十字会，自任总干事，率员赴前线救护；

又任黎元洪的英文秘书，参与外事活动。

时清海军统制萨镇冰率领清水军抵汉，欲炮轰武昌，曾亲持黎元洪书面呈萨镇冰，劝其反正。

1912年，应教育部长蔡元培邀请，参加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充任北京《英文日报》助理主编。

1913年任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演讲部主席。

1913年5月，出席世界学生青年会第八次会议。会后漫游欧洲各国。

1915年参加中华实业团并兼任秘书。

1917年任全国青年全国协会总干事，连任十七年，并兼任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会长

1917年曾参与孙中山《建国方略》的撰著工作。

1919年出席纽约青年会干事会议。

1921年赴美国华盛顿，参加裁军与远东问题国际会议。又任上海工部局顾问、赎回山东铁路协会书记等职。

1921年获上海圣约翰大学文科博士学位。

1923年任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会长。

1924年去美出席青年会国际会议，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没有认识，抱有幻想。

1927年，赴檀香山参加太平洋国民会议时，曾“劝导”侵略中国的日、英、美发“善心”。

1927年12月1日，蒋介石和宋美龄正式联姻，在上海结婚。宋家信仰基督教，宋美龄本人参加过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工作。在向社会公开举行婚礼之前，必先举行一次宗教式的婚礼。

余日章受蒋介石和宋美龄延请，在宋美龄住宅西摩路，为他们按基督教宗教程序，举行了宗教式的婚礼。这次婚礼有些特别，参加的人员很少，证婚人却有5人之多。谭延闿、吴稚晖、蔡元培、何香凝等均为当时的军政要人。后来在大华饭店举行的中国世俗婚礼上，余日章与蔡元培一样也是证婚人之一。

1932年8月去美国治病时，曾面见美国国务卿史汀生，“劝导”美国对侵华有所遏制。

1933年闻山海关失守，猝然患脑溢血，延至1936年1月病逝。

晏阳初的引路人

1919年的元旦，恰好是中国现代著名实业家穆藕初先生50岁生日，他和一些教育界名人在江苏省教育会聚餐。饭桌上，他问：“钱财应如何使用，而于国家社会得最大之利益？”大家“佥谓宜用之教育”。这些教育界名人除了黄炎培、蒋梦麟、胡适、马寅初等人外，余日章也赫然在列。

其实，教育为致富之来源，强国之基础，这是余日章的一贯思想。民国成立后，他曾应教育部长蔡元培的邀请，参加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并任北京《英文日报》助理主编。

民国时期，那时很多人都是文盲，教育只是少数人的“福利”，但是大部分人仍然不知道如何去识字和写字。余日章从美国留学归国后，怀有扫除文盲的雄心壮志。他亲力亲为，使用图表和模型以及幻灯来表达应该如何去教育群众。

如今，大家都把晏阳初推认为“平民教育之父”，岂不知，余日章才是提出平民教育思想的原创者。余日章回国后充任黎元洪的英文秘书，黎氏就任总统时，曾请其做教育总长。余先生为了能真正做些服务人民的事业，没有去做官，而是担任了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1918—1930年）。

1920年归国的晏阳初，虽“满腔热血，但茫茫海宇，真不知要从何处着手”，此时，余日章向他伸出了橄榄枝，在青年会内设平民教育科，并邀请晏阳初主持工作。“觉得那时青年会是对中国社会事业最有贡献的一个团体，青年会在中国各大城市多设有分会，会里的干部人才，有500多位，又有余日章先生这样英明能干的领袖，所以我当即允诺。”

晏阳初出任智育部平民教育科干事，进行了一个调查各省平民教育现况的工作：于1922年开始在长沙、烟台、杭州、汉口等地开办平教运动，并与上海、济南、天津、广州等地方团体合办平教学校。据估计推行平民教育运动的15年内，接受平民教育的有25万人之众。无疑晏阳初对于平民教育贡献心力不少，晏阳初如果没有受到余日章的启发和大力支持，他是不可能成为举世瞩目的平民教育家的。

最早“红十字会”

“余日章是个伟大的人物，我们应当用种种方法使他康复，使他继续为世界服务。”说这话的是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史汀生。

1932年，余日章怀抱抗战救国的思想，奔赴美国从事“国民外交”宣传抗日，在与美国国务卿史汀生谈论抗战形势时，忽闻山海关失守，义愤填膺，突患脑溢血。史汀生请示胡佛总统用最好的医生抢救、住最好的医院、当国宾医治。

史汀生之所以对余日章如此敬重，在于余日章先生有着重要的国际影响。在美期间，余日章多次参加华盛顿会议，曾在美国作连续98次演讲，进行国民外交，介绍中国情况，呼吁美国遏制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美国听众认为“没有一个从外国来的人曾使我们这样兴奋过”。

当时，中日争端日益激烈，外国人多不明真相，有个美国人问：中国人真的有自治能力吗？余日章反问他：你读过世界历史吗？美国人回答：读过。余日章又问：在世界各国中，试问哪一个国家有不受外族支配的民族自治政府，能有像中国这么长历史的？如果有，请告诉我。美国人哑口无言。

其实，余日章在担任武昌文华中学校长期间，就已经在力所能及地践行人道主义了。1911年，辛亥革命武昌首义爆发，文华学校师生奋起响应。余日章组织成立了“武昌红十字会”，文华师生踊跃参加，从事救护伤员、掩埋阵亡将士的慈善工作。当时，大家都推选余日章为红十字会英文秘书，行使总干事职权。这是中国最早的“红十字会”组织。

起义军占领武昌城后，引起了清政府的极大恐慌，随派海军大臣萨镇冰前去围困镇压，绞杀革命，一时间武汉城内人心惶惶。余日章校长又置生死于度外，亲率高悬大幅红十字会旗的船队，冒着清军不断的射击，多次往来于武昌和汉口之间，将数万吨大米运进武昌，极大地安定了人心，激励了士气。

对张学良的影响

张学良一直很敬仰余日章。据张学良回忆，余日章曾同他有过一夕之谈，是他永生难忘的。

余日章告诫他说：“

一不要作伪，伪来伪去，最后伪到你自己头上；

二要遵从舆论，不要假造舆论；

三要牺牲自己，为大众解决痛苦，特别是不要为解决自身的痛苦，而来牺牲大众。”

余日章对张学良的影响，直接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也改变了张学良在民众中的形象。

后来张学良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余先生的教诲历历在目，我把它写下来，一则算我纪念余先生，二则我要把他的明教垂诸后人。由此可见余日章在张学良心中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