鸭形玻璃注

鸭形玻璃注长20.5厘米，腹径5.2厦米，是当时从罗马帝国输入的玻璃制品。此器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外交往的实物资料，也是中外历史上早期玻璃器中的珍品。器表梢闪淡绿色，半透明，体横长。此器重心在前，只有腹部充水至半时，因后身加重，才放得稳，造型生动别致，在早期玻璃器中十分罕见。这只玻璃注于辽宁朝阳北票西官营子北燕冯素弗墓出土，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

《荀子·宥坐》记载，欹器是皇帝用来置于座右以为戒的容器，若注水“满则覆，中则正，虚则欹”，其功用相当于今人“座右铭”。1965年9月在发掘北票西官营子北燕冯素弗墓时出土，质地纯正、造型生动，其构造与古代文献记载的“欹器”相同，是辽宁省博物馆的又一件“镇馆之宝”。

同时出土共有五件玻璃制品，鸭形玻璃注是其中保存较为完好的一件，其余四件为碗、杯、钵、和残器座。除形制不一外，这几件玻璃器皿均由透明深浅绿色玻璃制成，制作技法也相同。

这件鸭形玻璃注的用途相当于中国古代的欹器，鸭形玻璃注重心在前，不注水时，器身不稳。用时，将水由鸭嘴注入，当鸭腹中水量充至一半时，前后方才平衡，器身才能放稳。现故宫博物院里陈设着一对铜质鎏金欹器，为1895年“光绪御制”，其用途和构造原理与鸭形玻璃注类似。

鸭形玻璃注质薄透明，表面微见银绿色锈浸，以吹管法成型。体横长，形如鸭状，流如大张之鸭嘴，长颈鼓腹，拖一细长尾，尾尖微残。成型后，采用粘贴法，用贴粘玻璃条组成细部图案。颈部饰一周锯齿纹带，象征鸭颈的花羽，背上则装饰以玻璃液引长的细条粘出的一对雏鸭式的三角形翅膀，腹下两侧又各粘一段波状的折线纹以拟双足，腹底贴一平正的饼状圆玻璃。

根据《辽宁北票县西官营子北燕冯素墓》发掘报告的有关该墓出土的几件玻璃器描述及其线图、照片，它们的共同特征是以透明的深浅绿色玻璃为基本特征，以吹管法成型，器胎较薄，口是卷边，而鸭型玻璃注器型奇特，粘贴玻璃条以饰细部。而且经检验，其材质更是当时中国尚不能自主生产的钠钙玻璃。

此器重心在前，只有腹部充水至半时，因后身加重，才得以放稳。如此奇特而罕见的动物造型的早期玻璃器全世界为数不多。

经文物及历史专家研究推测，这件鸭形玻璃注应该是产于今叙利亚至地中海沿岸一带的古罗马帝国，其传入途径是由西域经过草原之国——柔然，再传进冯氏北燕的。

那时进口玻璃器，尤其是鸭形玻璃注这样精美产品的进口数量是有限的，故被统治者视若珍宝，秘不示人。众所周知，玻璃器易碎不便保存，从罗马帝国万里迢迢运到辽西，掩埋入穴1500余年仅表面浸蚀，保存如此完整，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它是研究草原丝绸之路的重要物证，具有重要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2010年，鸭形玻璃注与辽宁博物馆收藏的明代仇英《清明上河图卷》、清代徐扬的《姑苏繁华图》一同入选上海世博会，在中国馆《智慧长河展》中展出。

2002年，国家文物局发布的《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鸭形玻璃注以其独特的历史和艺术价值成为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之一。

鸭形玻璃注的造型及装饰艺术与风格等制作细节属罗马玻璃系统。特别是其吹管成型、热贴玻璃条等，更是古罗马玻璃制作的常用技术。吹管玻璃成型法是公元前1世纪古罗马帝国玻璃工匠的伟大创造，是玻璃器制造史上的一次重大技术革命。该吹管玻璃技术向东方传播尚缺文献记载，从现已出土的玻璃器判断大体在北魏时期罗马吹管玻璃术已传入我国，所制产品质量较鸭形玻璃注相距甚远。前者精致,而后者稚拙。《魏书》记载，北魏武帝拓跋焘时大月氏国商人来京都传授玻璃烧造技术，“铸石为五色玻璃……自此，国中琉璃始贱，亦不复珍之”。吹管玻璃成型术如何成型，历唐、宋、元、明各代至清初始有著录。

根据康熙年间大学士孙廷诠《颜山杂记》记载分析鸭形玻璃注的成型过程及其工艺，离不开铁棒、管、剪刀等工具以及工匠本人练就的身、首、项、手、口的功夫，如要吹成橄榄形器身须将铁管向下，先用微气缓慢俯吹成型，再用剪刀引长，并截其口而引拗成喙形，用剪拉长另一端作尾，这几个工序都要在炉前玻璃不流不凝的条件下迅速而果断地完成。鸭形玻璃注的装饰主要采用贴粘玻璃条组成细部图案，不加琢磨，全靠吹管玻璃匠的灵感和经验在焠火炉前完成这一工艺过程，当鸭形玻璃注吹成后，用玻璃液引长的细条，迅速贴粘在稍经加温的注身上，与器型相配合仍以象征手法贴成喙、翼、足等细部，另在颈部粘贴不规则的环状、锯齿条饰，在背腹部饰M、Y形粗细不等的直线或曲线等玻璃条纹饰。鸭形玻璃注的器形与装饰的艺术手法与风格是完全一致的，都是以象征的、概括的手法完成，其吹管、剪引、热贴等技术是极其熟练的，非出凡手，应是一位经验丰富、造诣较高的匠师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