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派

简介

黄派是黄桂秋先生创立的京剧旦角流派

黄桂秋的嗓音甜美，在“陈腔”的基础上强调湖广韵，吐字行腔讲究技巧。不久，即以独树一帜的艺术风格，蜚声江南，被称为“黄派”。

他遵循陈德霖正工青衣古朴方正、刚劲有力的特点，探索出一条老腔新唱的道路。又博采广学京剧各派之长，并从梆子、秦腔、昆曲、京韵大鼓等戏曲与曲艺唱腔中吸取养料，大胆创新，其唱腔刚柔相济、饱满挺拔、讲究节奏、韵味醇厚、清丽舒畅、古而不旧、朴而不拙、甜嫩娇媚。通过别具一格的声腔艺术，塑造了孙尚香、王宝钏、姜秋莲、苏三等许多艺术形象。他的文化素养较高，对所演剧目的唱词常作字斟句酌的修改，依字音韵律设计唱腔，吐字清晰，字正腔圆，他又能诗善画，在《蝴蝶媒》中唱四句[西皮原板]，同时在扇面上画好了双蝶。他的唱腔被灌成唱片及录音的有《别皇宫·祭长江》、《彩楼配·三击掌·母女会》、《起解·会审》、《春秋配》等。

黄派演过剧目有

《彩楼配·三击掌·母女会》《玉堂春》《起解会审》《新春秋配》《春秋配》《别宫祭江》《梁红玉》《秋香三笑》《冤禽恨》《姜皇后》《鞭打芦花》《蝴蝶媒》《蝴蝶杯》、《燕子笺》、《窦线娘》《芦城侠侣》《雁门关》《探母回令》等。

黄桂秋弟子很多，有言慧珠、李玉茹、童芷苓、王熙春、曹慧麟、金素雯、顾正秋、新桂秋等。子黄正勤工小生。

简介

黄派指以研究壮族历史、人物、文艺、考古和教育为对象的“八桂学派”的一个学术支派或流派。这一支派成员绝大多数终身生活和工作在广西，大多属名符其实的“草根学者”，可说共同为振兴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文教和学术事业以及促进“壮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黄派由其始祖黄现璠教授（左图）及其门人弟子构成。

黄派成员：黄增庆研究员

“‘八桂学派’领袖黄现璠终身扎根桂林，曾相继在广西大学、国立桂林师范学院、广西师范学院（现广西师范大学）执教近半个世纪，桃李满门，正所谓‘著名教育家……黄现璠先生终身致力于教育事业，为培养国家民族栋梁人才不遗余力，桃李天下。’如此丰富多彩的人文背景以及黄现璠‘授教解惑时所表现出的那种不以权威自居，对后学诲人不倦、循循善诱、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大师风范’，无疑为“黄门”弟子云集以致‘八桂学派’最初形成于桂林创造了良好的氛围。由此，出生桂林的马君武博士作为‘一代宗师’之所以在教育界能与蔡元培同享‘北蔡南马’的盛誉；祖籍为桂林人的梁漱溟之所以能成为现代‘新儒家学派’的祖师爷；近半个世纪生活和工作在桂林的黄现璠之所以能成为当代‘无奴派’和‘八桂学派’的一代导师的原因也就可以理解了。”“就‘八桂学派’的形成和发展阶段以及学派成员对壮学研究主题的侧重面而言，笔者认为，‘八桂学派’可以划分为‘黄派’、‘覃派’、‘壮医药派’、‘文艺派’等支派或流派。‘黄派’是指以黄现璠为代表而形成的以研究壮族历史、人物、文艺、考古和教育为对象的‘八桂学派’的一个支派或流派。“黄派”的学术活动中心以广西师范学院（现广西师范大学）为主，其成员大多为广西师范学院教授。除此之外，还有广西博物馆、柳州博物馆、桂林市博物馆、广西民族研究所和广西民族学院（现广西民族大学）的教授或研究员，可谓涉及面广，影响广泛。‘黄派’作为‘八桂学派’的开拓支派，它的的形成即标志着‘八桂学派’的形成……‘黄派’成员包括黄派宗师黄现璠和

‘

黄门十八贤

’

（黄现璠的学生、私淑弟子和助手，计有黄增庆、张一民、粟冠昌、周宗贤、李干芬、黎国轴、覃树冠、萧泽昌、黄伟城、欧阳若修、周作秋、黄绍清、周作明、何英德、何龙群、玉时阶、龚永辉、覃德清等18人）。他们皆为新中国成立后广西学术界的资深教授、研究员或学科带头人，大多在壮学研究的逐步兴盛过程中取得了开拓性的学术成就，从而形成了一个以研究壮族历史、人物、文艺、考古和教育为对象的‘八桂学派’开拓性学术群体，当中以

‘黄门六老帅’

（黄增庆、张一民、粟冠昌、欧阳若修、李干芬、黎国轴）的贡献突出。黄派这一学术群体的最初形成可说始于建国初期。”壮汉学者

黄派部分成员合影

“黄派”属一个由壮族与汉族学者结合形成的“八桂学派”开拓性学术支派。派中既有壮族学者黄现璠、黄增庆、张一民、黎国轴、粟冠昌、周宗贤、李干芬、覃树冠、周作秋、黄绍清、黄伟城、何英德、何龙群、玉时阶、龚永辉、覃德清，又有汉族学者欧阳若修、萧泽昌、周作明。草根学者

“黄派”成员绝大多数终身生活和工作在广西（除原广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副主任周作明教授于2004年调往福建任武夷学院旅游系主任兼旅游科学研究所所长外），大多为名符其实的“草根学者”，可说共同为振兴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文教和学术事业以及促进“壮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

壮学

“黄派”绝大多数成员后半生的学术研究重心，大多为民族学和“壮学”。

门人弟子

“黄派”成员大多长期在广西各高等院校执教，弟子满门。例如广西当代民族学界后起之秀何龙群、龚永辉教授、玉时阶教授等人，既为“黄派”成员黄现璠、张一民、粟冠昌教授的学生，三人现任广西民族大学硕士生导师，学生满园；“黄派”老将黄伟城的学生覃乃昌，现任广西民族研究所所长兼广西民族大学和广西师范大学硕士生导师，弟子不乏；“黄派”老帅欧阳若修的学生覃德清，现任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生导师兼少数民族文学的学科带头人，门人弟子遍及八桂，由此反映出“黄派”后继有人、薪尽火传的特点。

“黄派”具有的这些特点又衍生出了“黄派”的若干学术传统，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平等思想

黄派主要学术活动地——广西师范大学

由于“八桂学派”形成于新中国成立之后，学派成员自然大多受到马列主义民族理论和思想的影响。从他们各自的论著中显而易见：马列主义民族理论思想是“黄派”成员共同信奉的真理，因而反对大民族主义、主张世界各民族“一律平等”和肯定“多元文化主义”，为“黄派”旗帜鲜明的思想、观点和立场。黄派立足于这种思想观点和立场上展开的“壮学”研究，排除了传统封建意识的大民族主义中心思想的干扰，实现了建国后党中央和人民政府推行的“中华各民族一律平等”的理念、政策和方针在现实民族研究和实践工作中的最初转化。这种转化具有历史里程碑的意义。而建国后最早站在少数民族立场上对壮族展开全面系统论述的黄现璠著《广西僮族简史》（1957年）一书，正是这种最初转化的代表性标志，它充分体现出了马列主义民族理论指导下“黄派”民族平等思想的初步形成及其实践，由此造就了“黄派”于学术研究和社会实践中始终若一主张“民族平等思想”的学术传统。民族思维

黄现璠于论著中反复重申：评价少数民族历史人物“要勇敢地破除正统的历史观和大民族主义观点，把历史上各个民族置于平等的地位来看待，我们才能得出比较公正的结论。”在这里，

黄现璠从中得出的已不是一个单纯的民族“思索”，

而是尝试借助于论述壮族历史和人物时所汇集而来的历史、社会、政治、文化、制度等零散的素材，重新建立一种科学化的思维体系——壮人看待民族和世界的哲学观念，以解脱中国民族学长期背负着20世纪上半期那些偏见构成的沉重包袱，让新中国成立后和改革开放新时代的民族学研究“轻装上阵”。换言之，这种观念便是壮人重新认识人与人、群体与群体、民族与民族在世界上的位置的观念。它亦即黄现璠所说的“文明精神”和“科学态度”。可见黄现璠是一位在自己的时代唤醒壮人使命观的启蒙智者。靠了“黄派”草根学者们科学化的民族思维以及开创性民族研究成果和第一线的实践工作，20世纪“多元观”与“一元观”的分庭抗礼明争暗斗终以当今前者的大占上风而告一段落；

靠了他们的思想启蒙和深入基层的工作，人们保存住了对那些正在销声匿迹的民族群体的记忆，拥有了对那些正在濒临灭绝的民族文化遗产的珍惜情操以及对那些回归自我本真的自然合谐生活方式及其精神文明的憧憬，洗耳恭听到了那些已经不在人世或仍然在世的民歌手们吟唱的原生态天籁之声，还有那充满历史韵味的铜鼓声回响

。

自觉意识

黄派学术成果之一

中华民族的振兴不是单一民族的振兴，而是中华民族组成部分的56个民族的共同振兴，这是“黄派”成员共有的民族自觉意识。这种意识体现在民族文教事业和学术实践中，便是“黄派”成员绝大多数都是“草根学者”，他们长期扎根生活和工作在八桂地区，为八桂民族文教事业和学术事业做出了毕生的贡献。可说没有这种长年累月立足于民族地区为振兴广西各民族的自觉意识传统，便不可能出现“黄派”这一学术群体。

这种民族自觉意识还意味着“黄派”的草根学者们发现了“自我”，进而为一门新学问或新学科确立了一个历史“起点”，为传统的“文明”定义进行了重新界定，为一种民族精神升华创造了无限的历史“机遇”。而任何“发现自我”的民族意识和思维，无疑为构筑本土化民族学理论提供了最高智慧的思想启迪，显然超越了那些沉迷和醉心于不断引进和喜言西方民族学、人类学理论又顶礼膜拜的思想观念体系

。正是这些“草根学者”具有这种振兴中华民族的自觉意识传统，从而促进了以壮族学者为主体而由壮、汉学者结合形成的充满民族团结气氛的“黄派”的不断壮大发展和“壮学”的逐步兴盛。研究方法

黄派学术成果之一

黄派主要活动地-广西师范大学“黄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绝大多数为壮族人，他们皆接受过现代高等教育，大都在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长期从事教育和民族科研工作，因而他们拥有的学问整体研究水平非同凡响。

这一切皆为“黄派”善于将“史志结合”（历史文献与民族志田野调查资料的结合）、“文史志结合”（考古文物与历史文献和民族志的结合）、“文史诗结合”（考古文物与历史文献和神话史诗结合）、“语史结合”（壮语与历史文献的结合）等等多重研究方法运用于壮学创造了有利条件

。同时为“黄派”勇于突破传统大民族中心主义史观的蕃篱，克服借用西方现代民族学、人类学理论时难免存在的一些偏见弊端，大胆地将马列主义民族理论与壮族的历史文化有机地进行“本土化”结合提供了去伪存真的科学认识基础。以致在“黄派”长年累月的民族研究和调查实践工作中，逐步模索出了一套适合壮学发展的科学化综合研究方法，这就是将马列主义民族理论指导思想、壮族固有的历史、文化、语言与汉文古籍融会贯通，注重运用民族志和田野调查资料、考古学的文物史料、本民族固有的壮语和古壮字以及历史文献等综合研究手段，结合现代哲学、历史学、地理学、语言学、心理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人口学、考古学、宗教学、文化人类学、体质人类学、历史人类学、心理人类学、艺术人类学、生态人类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对壮族展开多维性研究。这种“本土化综合研究方法”，既克服了西方传统人类学或民族学通常只注重民族志的田野调查资料而不运用历史文献的相对单一的研究方法弊端，同时还克服和解决了中国传统民族学研究大多站在大民族中心主义同化立场而出现的“一边倒”史观及其论述以及过于偏重历史文献与民族志的田野调查资料而忽视考古新成果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研究等方法上难免的局限和缺限。可以这样说，

正是由于“黄派”成员逐步模索出的这套与众不同的科学化“本土化综合研究方法”，从而使得当代“壮学”以崭新的面目逐步走向了世界

。开拓创新

正是由于“黄派”成员对国内外传统民族学研究方法的突破，以致在他们的壮学成果中，大多突显出富有开拓创新价值的特色。这从“黄派”宗师黄现璠对壮族历史、文化、人物开拓性的研究；“黄派”老帅黄增庆对壮族考古开拓性的研究；“黄派”老帅粟冠昌对壮族土司的创新研究；“黄派”老将欧阳若修、周作秋、黄绍清对壮族文学史的开拓性研究；“黄派”新一代主将何龙群对壮族教育史的开拓性研究等等成果中可见一斑。正是“黄派”具有的这一学术传统，从而造就了它作为“八桂学派”第一代支派的开拓性学术成就。

任何新学问的建设，从来都是以拒绝旧思维旧观念开始的。“黄派”对壮学这门新学科的开拓性建设，同样没有例外

。

对外交流

黄派学术成果之一

“黄派”成员十分重视对外交流。早在1962年，“黄派”宗师黄现璠即开始与越南河内师范大学历史教授陈文甲通过书信展开了“侬智高国籍和起兵性质”等问题的讨论，陈文甲教授还寄给了黄现璠教授不少越南方面的史料，以证明黄现璠教授主张的侬智高是中国人而非越南人以及侬智高起兵正义性的观点正确性。当时的《桂林日报》记者针对这两位中越学者的学术交往曾以《珍贵的友谊》为题进行了报道。稍后，陈文甲教授又到广西各地参观访问，专程到广西师范学院拜见黄现璠教授，讨论侬智高问题。1981年，美国学者马克·本德尔教授多次登门拜访黄现璠教授，虚心请教壮族神话、传统诗歌等方面的问题，黄现璠教授的热心授教解惑，无疑对马克教授后来成长为一位美国当代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口头文学的专家助了一臂之力。“黄派”新一代主将、广西民族大学校长何龙群教授近年来领导展开的与国外大学的频繁学术交流。这一切皆反映出“黄派”成员十分重视对外交流的学术传统。收集文物

早在1953年7月下旬，“八桂学派”导师黄现璠在广西大学组建“桂西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文教局历史文物调查工作组”时即开始了这方面的工作。他领导的这一工作组深入到了桂西壮族自治区辖地的南丹、天峨、河池、罗城、忻城等5个县，先后访问调查了白裤瑶、背篓瑶、毛难族、苗族、红苗、壮族、水家族、仫佬族等少数民族，沿途收购到具有民族特色的服装、乐器（铜鼓）、农具等文物40多件，交给桂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保存。

田野调查

这一学术传统在“八桂学派”导师黄现璠于解放后多次组织和领导的少数民族调查工作中有着充分的体现。晚年他依然老当益壮，“以八十岁的老迈之躯，拄着拐杖，领着他的学生和助手，到本区的百色、靖西、宁明等地，还到了四川省的一些地方，去进行综合考察并搜集资料。”至于“黄派”老帅张一民、粟冠昌带领学生频繁下乡进行的少数民族田野调查；周宗贤、李干芬多次参与的广西民族研究所组织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田野调查；欧阳若修、周作秋、黄绍清、覃德清为完成《壮族文学史》和《壮族文学发展史》的编撰任务多次带领广西师范学院中文系师生组成“壮族文学调查队”深入广西壮族地区三十多个县、市进行的大规模田野；黄增庆、萧泽昌、何英德频繁下乡进行的民族文物古迹调查；玉时阶带领学生深入广西各民族地区进行的少数民族文化和民俗调查，这一切皆充分反映出“黄派”具有重视田野调查的学术传统。

密切合作

黄派学术成果之一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区内外各民族学者不同程度地积极投入到了壮学的研究中，由此造就了“黄派”重视密切合作的传统。虽然“黄派”以不同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为学术活动中心而展开共同的壮学研究，但这并不意味着黄派成员各自为阵。派内成员之间遥相呼应，长期以来十分重视密切合作，例如“黄派”宗师黄现璠拟定编著《壮族通史》提纲和完成部分内容撰写后，由于感到年事已高，个人撰著如此大着力不从心，便先后邀请了自已的学生黄增庆研究员和张一民教授参加，同时还邀请了“壮医药派”老帅班秀文及其助手撰写了“壮族医药”一节。由此扩大了“黄派”的影响，正如“壮医药派”主将们所言：“1988年由民族出版社出版的百余万字的巨著《壮族通史》（黄现璠等编著——笔者按），为壮医尤其是壮医史的研究提供了可参依据。”至于“黄派”成员黄现璠与学生张一民、萧泽昌、黄伟城、何英德、周作明等教授相互之间的学术合作；“黄派”老帅张一民与黄增庆以及何英德之间的密切合作更是自不待言。“黄派”老将欧阳若修、周作秋、黄绍清则是一个汉壮学者密切合作的典型群体。他们多次合作完成了多项壮族文学史的编著工作。这一切皆表明重视壮学研究的密切合作，已经成为“黄派”的一个显著学术传统。正是由于“黄派”成员密切合作共同进行壮学的研究科研工作卓有成效，进而又强化了“黄派”成员之间亲密无间的民族团结，可说两者相辅相成。

上述黄派具有的特点和传统，在二十世纪90年代后相继形成的“八桂学派”的支派“覃派”、“壮医药派”、“文艺派”中同样有着充分的体现。作为“八桂学派”的开拓性支派，黄派具有的这些学术传统同样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为“八桂学派”的其他支派所继承和发扬光大。

黄派成员：黄绍清教授

“黄派”的学术活动中心以广西师范学院（现广西师范大学）为主，成员大多为广西师范学院教授。黄派成员包括黄派宗师黄现璠和“黄门十八贤”（黄现璠的学生、私淑弟子和助手，计有黄增庆、张一民、粟冠昌、周宗贤、李干芬、黎国轴、覃树冠、萧泽昌、黄伟城、欧阳若修、周作秋、黄绍清、周作明、何英德、何龙群、玉时阶、龚永辉、覃德清等18人。）他们皆为新中国成立后广西学术界的资深教授、研究员或学科带头人，大多在壮学的研究逐步兴盛过程中取得了开拓性的学术成就，从而形成了一个以研究壮族历史、人物、文艺、考古和教育为对象的“八桂学派”开拓性学术群体，当中尤以“黄门六老帅”（黄增庆、张一民、粟冠昌、欧阳若修、李干芬、黎国轴）于壮学研究中贡献突出。

黄增庆（1918～1995），壮族，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资深研究员，是广西第一位考古研究员，为解放前黄现璠任教于国立桂林师范学院史地系时的学生。

张一民（1923～），壮族，广西师范大学历史系资深教授，为解放前黄现璠任教于国立广西大学时的学生。

粟冠昌，壮族，广西师范大学历史系资深教授，为解放前黄现璠任教于国立广西大学时的学生。

欧阳若修（1928年～），汉族，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资深教授，为黄现璠的私淑弟子。

周作秋，壮族，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资深教授，为黄现璠的私淑弟子。

黄绍清，壮族，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资深教授，为黄现璠的私淑弟子。

黎国轴，壮族，广西河池职业学院资深教授，为解放后黄现璠任教于国立广西大学时的学生。

萧泽昌，壮族，原柳州博物馆馆长兼研究员，为解放前黄现璠任教于国立广西大学时的学生。

周宗贤，壮族，广西民族研究所资深研究员，为黄现璠的私淑弟子。

李干芬，壮族，广西民族研究所资深研究员，为黄现璠的学生。

黄伟城，壮族，广西民族学院（现广西民族大学）资深教授，为黄现璠的学生。

覃树冠，壮族，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资深教授，为解放前黄现璠任教于国立广西大学时的学生。

黄派成员龚永辉教授

何龙群，女，壮族，壮族，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现任广西民族大学校长，兼任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生导师，湖南师范大学兼职教授，系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副会长、广西壮学学会副会长、广西党校客座教授、广西社会科学院特约研究员。为黄现璠、粟冠昌任教于广西师范学院（现广西师范大学）时的学生。

玉时阶（1950～）壮族，1950年出生于广西南丹。现任广西民族大学瑶学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科带头人；兼任广西瑶学学会副会长等职，为黄现璠、粟冠昌、张一民任教于广西师范学院（现广西师范大学）时的学生。

龚永辉（1957～）壮族，广西隆林县人，现任广西民族大学教授、南宁市人大代表，自治区政协委员，全国现代教学艺术研究会副秘书长，为黄现璠、粟冠昌、张一民任教于广西师范学院（现广西师范大学）时的学生。

覃德清（1963～）壮族，中山大学人类学博士，现任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硕士生导师。兼任华南民族文化研究所所长，壮学研究所所长，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副秘书长，广西民俗学会副会长，广西壮学会副秘书长，桂林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主要从事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壮侗民族口传文化遗产、审美人类学、族群关系、民族认同与文化发展等方面的教学、实地调查和理论研究。曾是欧阳若修的研究生。

周作明，原广西师范大学教授，2004年调福建任武夷学院旅游系教授，为黄现璠、粟冠昌任教于广西师范学院（现广西师范大学）时的学生。

何英德，壮族，现任桂林市博物馆副馆长兼研究员，为黄现璠的助手。

黄派有关壮学的学术成果颇为丰硕，主要论著如下所示：

周宗贤著《南方民族论稿》

覃德清著《壮族文化的传统特征与现代建构》

黄派成员：玉时阶教授

《太平天国革命中的僮族弟子》（黄现璠，载《光明日报》1956年5月10日）、《谈僮歌》（黄现璠，载《广西日报》1957年2月10日）、《广西僮族反抗压迫史》（黄现璠，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印，1957年1月）、《壮族在广西的历史分布情况》（黄现璠，载《广西日报》1957年4月19日）、《谈桂西壮族自治州古代崖壁画及其年代问题》（黄增庆，载《广西日报》1957年3月9日）、《从考古资料看广西壮族的由来及其在原始氏族社会的生活情况》（黄增庆，载《广西日报》1957年4月16日）、《广西明江、江两岸的古代壁画》（黄增庆，载《文物参考资料》第四期，1957年）、《刘三姐》（萧泽昌，载《广西妇女》1957年第2期）、《关于壮族族源的探讨》（粟冠昌，载《民族研究》1958年第9期）、《关于壮族族源问题的商榷》（粟冠昌，载《民族研究》1959年第9期）、《侬智高起兵反宋是正义的战争》（黄现璠，载《广西日报》1962年4月2日）、《关于壮、瑶族几个历史问题的讨论》（周宗贤、李干芬，载《历史研究》1962年第5期）、《从出土文物来看广西僮族的古代社会》（黄增庆，载《广西日报》1962年6月20日）、《土司制度在桂西》（黄现璠，载《壮瑶史科学讨论会论文集》第一集，1962年7月）、《江应梁对僮族奴隶社会的看法》（李干芬，载《广西日报》1962年7月25日）、《关于僮族瑶族历史上几个问题的不同意见》（李干芬等，载《广西日报》1962年8月8日）、《壮族女将瓦氏领兵抗倭》（黄现璠，载《广西壮族自治区历史学会成立大会论文集》，1963年3月）、《广西土官民族成份初探》（粟冠昌，载《民族团结》1963年第2、3期）、《广西出土铜鼓初探》（黄增庆，载《考古》第11期，1964年）、《从考古资料看广西壮族的由来及其在原始社会的生活情况》（黄增庆，载《广西日报》1967年4月19日）《壮族人民为保卫祖国边疆作出的重大贡献》（周宗贤、莫家仁，载《学术论坛》第3期，1979年）、《明代抗倭的壮族女英雄瓦氏》（周宗贤，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第1期，1979年）、《广西古代铜鼓》（黄增庆，载《思想解放》第6期，1979年）、《披荆斩棘建设边疆——古代社壮族开发祖国南疆的贡献》（周宗贤，载《广西日报》1979年7月18日）、《远古的广西人》（黄现璠、张一民，载《桂林日报》，1980年8月10）、《壮族名称演变》（黄现璠，载《桂林日报》，1980年8月27）、《试论侬智高的国籍和他一生的活动》（粟冠昌，载《广西师范学院学报》第1期，1980）、《广西最早人类及其经济生活与社会组织》（黄增庆，载《思想解放》第4期，1980）、《富有革命传统的壮族》（李干芬，《民族团结》第6期，1980年）、《壮族别称乌浒人之探讨》（黄现璠，载《广西民族研究参考资料》第1辑，1981）、《试论韦拔群同志革命思想的发展》（黎国轴，载《广西民族研究参考资料》第1辑，1981）、《西瓯骆越考》（张一民，载《广西民族研究参考资料》第1辑，1981）、《侬智高起兵反宋前的壮族社会性质浅谈》（粟冠昌，载《广西民族研究参考资料》第1辑，1981）、《壮族社会的奴隶制社会问题探讨》（李干芬，载《广西民族研究参考资料》第1辑，1981）、《试论南越王国》（周宗贤，载《贵州民族研究》第1期，1981年）、《广西土官民族成分再探》（粟冠昌，载《学术论坛》第2期，1981）、《广西土官制度的积极作用和消极影响》（粟冠昌，载《民族研究》第3期，1981）、《宋代的广西社会经济》(粟冠昌，载《广西师院学报》，1981年第4期)、《试论百越与百濮的异同》（黄现璠合撰，载《思想战线》第1期，1982）、《广西土官制度的渊源》（粟冠昌，载《广西民族研究参考资料》第2辑，1982）、《广西两大类型铜鼓的特征和由来的探讨》（黄增庆，载《古代铜鼓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82）、《广西左、右江地区崖洞葬初步调查》（张一民，载《民族学研究》第4辑，1982）、《广西形成多民族聚居的状况探源》（李干芬，载《学术论坛》第5期，1982）、《关于壮族是否终经过奴隶社会的探讨》（张一民、黄增庆，载《广西地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集，1982）、《明代广西各族人民的起义斗争》（粟冠昌，载《广西地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集，1982）、《试论广西壮汉民族融合问题》（覃树冠，载《广西地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集，1982）、《先秦时期广西社会初探》（黄增庆、张一民，载《民族论丛》1982年第2期）、《论秦瓯战争》（周宗贤，载《学术论坛》第4期，1982年）、《清代广西的社会经济》（覃树冠，载《广西师范学院学报》第1期，1983）、《广西宁明花山壁画与岩洞葬》（黄现璠遗作，载《西南民族研究》，四川出版社，1983）、《骆越历史初探》（周宗贤，载《西南民族研究》，四川出版社，1983）、《宋代壮族土官统治地区的社会结构》（周宗贤，《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1期）、《明代的广西土官》（粟冠昌，载《学术论坛》第5期，1983）、《从考古资料看兄弟省区对广西古代经济文化发展的影响》（黄增庆，载《广西民族研究参考资料》第3辑，1983）、《壮族没有经过奴隶社会的探讨》（张一民、黄增庆，载《广西民族研究参考资料》第3辑，1983）、《壮族人民英雄陈洪涛》（黎国轴，载《广西民族研究参考资料》第3辑，1983）、《近代史上的壮族军阀》（李干芬，载《广西民族研究参考资料》第3辑）、《壮族古代铜鼓的铸造工艺》（黄增庆，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第1期，1984）、《冯冼夫人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合睦的贡献》（周宗贤，载《岭南文史》第1期，1984年）、《瓦氏夫人》（周宗贤，载《三月三》第1期，1984年）、《从文化遗存浅谈壮族古代文化特质》（黄增庆，载《三月三》第3期，1984）、《岭南越族源流浅析》（周宗贤，载《三月三》1984年第5期）、《壮族古代奴隶制探索》（周宗贤，载《民族研究》1984年第6期）、《壮族的传统美俗》（周宗贤，载《学术论坛》第2期，1984年）、《岭南越族源流浅析》（周宗贤，载《三月三》第5期，1984年）《铜鼓及其花纹的新探索》（黄现璠遗作，载《广西民族研究参考资料》第5辑，1985）、《古越地望刍议》（黄伟城，载《百越民族史论丛》，广西人民出版社，1985）、《侬智高到大理的几个问题探讨》（李干芬，载《广西民族研究》1985年第1期）、《浅谈广西原始社会文化》（黄增庆，载《广西民族研究》1985年第2期）、《清代广西的改土归流》（覃树冠，《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广西壮族与云南贵州兄弟民族的古代文化关系》（张一民、黄增庆，载《贵族民族研究》1985年第3期）、《先秦时期广西越人与中原文化的关系》（张一民、何英德，载《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从出土文物探骆越源流及其分布》（张一民、何英德，载《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6年增刊）、《唐宋元明清广西羁縻州县或土府州县洞司等设置概况》（粟冠昌，载《广西民族研究》1986年第1期）、《壮族的玛拐一节和蚂拐歌》（周作秋，载《民间文学》1986年第6期）、《西瓯骆越与壮族的关系》（张一民、何英德，载《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清代广西土官统治区的土地问题》（粟冠昌，载《广西民族研究》1987年第2期）、《广西考古资料所见百越文化习俗》（黄增庆，载《百越史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1987年）、《发展少数民族经济必须先发展少数民族教育》（黄增庆、张一民，载《广西民族研究》1988年第1期）、《元代广西的土官制度》（粟冠昌，载《广西民族研究》1988年第2期）、《明代广西土官制度的改土归流问题》（粟冠昌，载《广西民族研究》1989年第3期）、《如何看待壮族巫术文化》（李干芬，载《广西民族研究》1989年第4期）、《甑皮岩氏族初探》（何英德，载《社会科学家》1989年第4期）、《发展广西少数民族教育刻不容缓》（张一民、何英德，载《百越民族史论集》，云南民族出版社，1989年12月）、《清代广西土官制度改土归流述议》（粟冠昌，载《广西民族研究》1990年第1期）、《西瓯社会经济形态》（张一民、何英德，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0年第2期）、《略论壮族的实际与四化建设》（李干芬，载《广西民族研究》1990年第2期）、《西瓯骆越的文化特点及其对我国文化的贡献》（黄增庆、张一民，载《百越民族史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1990年7月）、《清代广西土官制度的衰落》（粟冠昌，载《广西民族研究》1991年第1、2期）、《三议广西土官民族成分问题》（粟冠昌，载《广西民族研究》1992年第2期）、《试论莫一大王的“飞头”》（覃德清，载《广西民族研究》1992年第4期）、《赵宋王朝与广西士官的关系》（粟冠昌，载《广西民族研究》1993年第1期）、《壮族对我国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的贡献》（何英德，载《广西民族研究》1993年第3期）、《民主革命先躯—壮族英雄王和顺》（李干芬，载《广西民族研究》1993年第4期）、《粤西壮族铜鼓多维文化浑融性的深层透视》（覃德清，载《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多维文化聚合与壮族抒情悲歌繁荣的原因》（覃德清，载《民族艺术》1996年第2期）、《楚与西瓯骆越的文化关系》（张一民、陈剑之，载《湖南省博物馆文集》第4辑，1998年4月）、《广西南部壮族起源考》和《壮学研究四十年》（何英德，载《桂林文博》1999年第1期）、《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壮民族的现代化》（何龙群，载《广西民族研究》1999年第3期）、《多重的认同，共赢的汇融──壮汉族群互动模式及其对消解民族矛盾的启示》（覃德清，载《广西民族研究》1999年第4期）、《激扬民族潜能 共创和乐美境——论21世纪壮族地区精神文明建设与可持续发展战略》（覃德清，载《广西民族研究》2000年第4期）、《论20世纪的壮族文学》（黄绍清，载《广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1期）、《经济形态制衡中的婚姻习俗与亲属制度的变迁——华南紫村壮汉族群婚姻文化习俗的人类学调查与研究》（覃德清，载《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红水河流域文化艺术遗产保护及其衍生载体的建设》（覃德清，载《贵州民族研究》2005年第2期）、《瓯骆族裔－壮侗语民族的族群记忆与人文重建》（覃德清，载《广西民族研究》2005年第3期）。黄派有关壮学专著先后出版有《侬智高》（黄现璠遗著，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柳州史话》（萧泽昌, 张益桂著，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1月）、《南方民族论稿》（周宗贤著，广西民族出版社，1986年）、《壮族通史》（黄现璠、黄增庆、张一民合著，广西民族出版社，1988年）、《论韦拔群》（黎国轴著，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韦拔群传》（黎国轴，严永通合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可爱的凤山》（黎国轴，华盛国编撰，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壮族文化的传统特征与现代建构》（覃德清著，广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

欧阳若修、周作秋等著《壮族文学史》

特别是“黄派”成员粟冠昌教授还先后参与了《广西通史》、《壮族通史》（三册，粟冠昌任副主编）等著作的主要撰写工作；张一民教授先后参与了《广西通志·教育志》、《广西教育志》、《广西教育史》等书的编撰工作；黎国轴教授接受广西河池地委的聘请，担任中共河池地区组织史资料编纂领导小组成员和编审，负责审查、修改、出版了《中共广西河池地区组织史资料》等11本书，共约500万字。现尚有自著《右江革命歌谣》、《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党的民族政策》、《教育改革的理论与实践》等书准备出版。近年来他们虽然高龄80多岁，依然老当益壮，一如既往坚持不懈地热心研究着“壮学”，连连推出佳作，例如粟冠昌教授推出的《广西土官制度研究》（粟冠昌著，广西民族出版社，2000年）；张一民教授相继推出的《壮族形成时间辨析》（载《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一个壮族子弟的奋斗历程》（香港天马出版社，2005年）、《民族学·民族史·地方史志文选》（香港天马出版社，2005年）、《广西少数民族地区见闻录》（香港天马出版社，2006年）；黎国轴教授先后推出的《壮族故事荟萃》（香港天马出版社，2005年）、《壮族机智人物故事》（香港天马出版社，2005年）、《壮族节日故事》（香港天马出版社，2006年）等等。“黄派”宗师黄现璠的大量遗稿近年来同样开始被陆续整理发表和出版，例如《壮族族源与花山崖壁画之关系》（黄现璠、何英德、周作明，载《南宁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年第1期）、《古书解读初探——黄现璠学术论文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内收有“壮学论丛”）、《民族调查与研究40年的回顾与思考》[上、下]（黄现璠遗稿，载《广西民族研究》2007年第3、4期）、《试论西方“民族”术语的起源、演变和异同》（一）（黄现璠遗稿，载《广西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同时提出了“民族语义学”这一重要新概念。这一切充分说明：“八桂学派”导师黄现璠和“黄门十八贤”为振兴广西民族文化教育和学术事业的发展以及开启“八桂学派”的历史之幕和促进“壮学”的兴盛贡献良多。

学术界有诗赞曰“泰斗黄现璠，门下有黄派；黄门十八贤，个个名扬外。何为精英焉，黄门六老帅；若论真学术，黄派堪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