竟陵八友

产生文学时期：魏晋南北朝文学

萧衍（公元464-549年），即梁武帝，字叔达，南兰陵（今江苏常州）人。齐时以文学游于萧子良门下，他的诗多淫词艳句或宣扬佛理之作，格调不高。八人中最有成就的是沈约与谢朓。

萧衍年轻时多才多艺，学识广博。他的政治、军事才能，在南朝诸帝中堪称翘楚，不在另三位开国皇帝之下。在南齐武帝永明年间，他经常在当时的文化中心、竟陵王萧子良的西邸出入，与沈约、谢脁等人合称“竟陵八友”，在这期间发表了许多诗作，在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上皆有所成就。《梁书》纪载他：“六艺备闲，棋登逸品，阴阳纬候，卜筮占决，并悉称善。……草隶尺牍，骑射弓马，莫不奇妙。”他很好学，从小就受到正统的儒家教育，“少时习周孔，弱冠穷六经”，即位之后，“虽万机多务，犹卷不辍手，燃烛侧光，常至午夜”。

齐武帝驾崩时，萧衍没有参与王融意图拥立萧子良的政变，反支持皇太孙萧昭业登基。后又助权臣萧鸾篡位，是为齐明帝。齐明帝的皇叔荆州刺史萧子隆性温和、有文才，明帝欲征之回朝，恐其不从。萧衍说：“随王（萧子隆）虽有美名，其实能力庸劣，手下没有智谋之士，爪牙只有司马垣历生、武陵太守卞白龙，而且二人唯利是从，若以显职相诱，都会来；随王只需要折简就能召来了。”齐明帝从之，征垣历生为太子左卫率、卞白龙为游击将军，二人果然都到任。明帝再召萧子隆为侍中、抚军将军，后杀之。

齐明帝死后，继任的东昏侯萧宝卷暴虐无道，爆发的乱事在各地将帅们的努力下皆被平息，当中最为得力的是萧衍的兄长、时任雍州（今湖北省襄阳）刺史的萧懿。永元二年（500年），萧懿被诬告谋反，遭东昏侯赐死，由萧衍接任雍州刺史一职。喜好乐府诗的萧衍上任后派人搜集当地的民歌，恢复自晋朝以来就已停止的民歌搜集工作。同时他积极招兵，暗中寻找机会推翻东昏侯。他秘密的派人在襄阳大伐竹木，沉于湖底，直到一年后举兵之时，马上派人去湖中打捞起事先砍伐好的竹木，并让早已召集好的数千工匠在最短时间内建造战船，此即后世“伐竹沉木”的典故。

中兴元年（501年），萧衍领兵攻郢城，围攻两百余日，城破，“积尸床下而寝其上，比屋皆满。”同年十二月，萧衍发兵攻占首都建康，改立南康王萧宝融于江陵称帝，是为齐和帝；东昏侯在政变中被将军王珍国所杀。

中兴二年（502年），皇太后王宝明临朝称制，之后萧衍受齐和帝禅让登基，改国号为天监元年（502年），是为梁武帝。

梁武帝昔日的好友沈约、范云等世族出身的名门后人在梁朝当上宰相，与前朝重臣萧秀等人合力推动各种改革，改正南齐时施政上的种种问题。此外，武帝登基后对乐府诗的兴趣不减当年，仍参与乐府诗的创作及编修。在他的影响和提倡下，梁朝文化的发展达到了东晋以来最繁荣的阶段。《南史》作者李延寿评价道：“自江左以来，年逾二百，文物之盛，独美于兹。”

520年，梁武帝改元普通，这一年被中国历史学家视为南朝梁发展的分水岭。在这年开始，梁武帝开始笃信佛法，多次舍身出家。

普通八年（527年）三月八日，梁武帝第一次前往同泰寺舍身出家，三日后返回，大赦天下，改年号大通，是为大通元年（527年）。同年，隶领军曹仲宗伐涡阳（今安徽蒙城），在关中侯陈庆之的奋斗下梁军大败北魏军、俘斩甚众，又乘胜进击至城父。梁武帝诏下令涡阳之地设置西徐州，并以手诏嘉勉陈庆之：“本非将种，又非豪家，觖望风云，以至于此。可深思奇略，善克令终。开朱门而待宾，扬声名于竹帛，岂非大丈夫哉！”

大通三年（529年）九月十五日，梁武帝第二次至同泰寺举行“四部无遮大会”，脱下帝袍，换上僧衣，舍身出家，九月十六日讲解《涅槃经》。当月二十五日群臣捐钱一亿，向“三宝”祷告，请求赎回“皇帝菩萨”，二十七日萧衍还俗。

梁武帝因天象称“荧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就赤脚下殿以应天象。之后传来北魏孝武帝西奔的消息，得知此事的武帝羞惭地说道：“绑着辫子的胡虏（索虏）也应天象吗？”（由于天象应于北魏，意味天意认为北魏孝武帝才是正统天子）

大同十二年（546年）四月十日，萧衍第三次出家，此次群臣用两亿钱将其赎回；太清元年（547年），三月三日萧衍又第四次出家，在同泰寺住了三十七天，四月十日、朝廷出资一亿钱赎回武帝。郭祖深形容：“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此时国力日衰。

侯景原为东魏的将领，由于他与东魏丞相高澄的矛盾，于太清元年（547年）正月据河南十三州叛归西魏，但西魏宇文泰对其不信任。迫于无奈，侯景致函萧衍，许愿献出河南十三州来投奔南朝梁。萧衍接纳了侯景，并任命他为大将军，封河南王。不久，东魏攻击侯景，萧衍派侄子萧渊明支援，结果战败，萧渊明被俘。侯景败退后占据寿阳。高澄假意提出和解，意在离间侯景和梁朝。司农卿傅岐认为高澄议和是离间之计。而朱异等人则极力主张与东魏和好。萧衍不听臣下劝告，与东魏使者往来，侯景感到恐慌。

此时，侯景假托东魏名义写信给萧衍，提出用萧渊明交换侯景，萧衍居然表示接受。侯景十分气愤，遂起兵叛变。他以萧正德为内应，轻易渡过了长江，并在公元549年三月围攻建康。城中久被围困，粮食断绝，饥病困扰，人多浮肿气急，横尸满路，能登城抗击者不到四千人。南梁诸王手握重兵，却彼此猜忌按兵不动，无人讨叛。十二日，侯景攻入建康，纵兵洗劫，萧家宗室、世族琅琊王氏、陈郡谢氏皆遭血洗，史称侯景之乱。

城陷之后，侯景的武士随意进出皇宫、甚至佩带武器。萧衍见了很奇怪，问左右侍从，侍从说是侯丞相的卫兵。萧衍生气地喝道：“甚么丞相！不就是侯景吗！”侯景听说了，非常生气，于是派人监视萧衍，萧衍的饮食也被侯景裁减。萧衍忧愤成疾，口苦干渴，索蜂蜜水，未得实现，怒愤更疾。

据说梁武帝曾经在志公禅师临终时，向其询问自己寿命。志公说：“我的墓塔倒了，陛下的大限就到了。”志公涅槃后，寺方造了木制的灵塔，梁武帝担心志公的木造灵塔不坚固，就拆除，打算重建，拆了以后不久侯景之乱就发生了。

五月，萧衍在粮食尚足的情况下（身旁有数百颗鸡蛋），因激愤不已，病卒于台城内，死前犹喊著军事战阵时的“荷，荷”（士兵先退后进的口号），表示他反击侯景的志愿。死时86岁，葬于修陵（今江苏丹阳市陵口）。谥号武帝，庙号高祖。

梁武帝除了帝王的身份，也身为学者在经、史、诗词、佛学等领域留下大量著述而出名。

在经学方面，他撰有《周易讲疏》、《春秋答问》、《孔子正言》等二百余卷。天监十一年（512年），又制成吉、凶、军、宾、嘉五礼，共一千余卷，八千零十九条，颁布施行。在史学方面，他不满《汉书》等断代史的写法，因而主持编撰了六百卷的《通史》，并“躬制赞序”。命殷芸将无法入史的剩余材料（主要是异闻杂谈），编入小说。这些著作大都没有流传下来。在文学方面，梁武帝也非常喜欢诗赋创作，现存古诗、乐府诗等诗歌有80多首。萧衍和王融、谢朓、任昉、沈约、范云、萧琛、陆倕七人共称竟陵八友，在齐永明时代的文学界颇负盛名。在宗教方面，汉传佛教的素食主义即以梁武帝为首。佛教的梁皇宝忏是他编制成的，他又著有《大般涅槃经》、《大品般若经》、《净名经》、《三慧经》等诸经义记数百卷。在道教学说中，他把儒家的“礼法”、道家的“无”和佛教“因果报应”揉合，创立了“三教同源说”，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由于梁武帝对佛教流通的贡献，寺庙时以梁武帝与其长子昭明太子合祀为护法神。

梁武帝的学问路线，是先习儒，再奉道，后入佛。少年时代是习儒阶段，“少时学周孔，弱冠穷六经”。二十岁以后，改奉道教，一直到即位为帝后，仍未舍道。《隋书·经籍志》载，“武帝弱年好事，先受道法，及即位，犹自上章”。称帝后的萧衍和道士陶弘景的关系极善，他每当遇到国家大事，经常要派人到茅山去向陶弘景请教，以致于陶弘景有“山中宰相”之称。不过，在即位后的第二个年头，即天监三年（504），萧衍就颁布了《舍事道法诏》，宣布舍道归佛。而据其《述三教诗》，则称“晚年开释卷，犹月映众星”。到晚年才开始研读佛经。这也许说明，他虽然已经颁布了事佛诏，实际上还未真正彻底放弃道教。但总的来说，颁诏以后，他是以事佛为主的。有关《舍事道法诏》的真实性在学术界存疑，但无论其真伪，萧衍的奉佛则是事实。

梁武帝对佛教的支持，表现为两大方面：一是亲身修佛，二是从各方面扶持佛教的发展。

梁武帝本人归佛后，逐渐过上了佛教徒的生活。在武帝发表《断酒肉文》前汉传佛教“律中无有断肉法”（反而是与释迦佛作对的天启，提倡素食），萧衍把佛教五戒中的不杀生引申为素食，颁布了《断酒肉文》，禁止僧众吃肉，自己也行素食，开启了汉传佛教素食的传统，之后汉传佛教僧团开始遵守《梵网经》规定的菩萨戒，不再食肉。对那些敢于饮酒食肉的僧侣，他以世俗的刑法治罪。他又颁布《断杀绝宗庙牺牲诏》，禁止宗庙的牺牲，这是有违儒家祭祀礼仪的，但他坚持推行。他还正式受戒，据《续高僧传》卷六记载，他于天监十八年（519）“发宏誓心，受梵网经菩萨戒”。

梁武帝晚年奉佛更甚，经常日食一餐，过午不食，所食也只是豆羹、粗饭而已。笃信佛教，由于不近女色，曾经四十年无幸后宫，最突出的奉佛行为，是多次舍身出家，先后四次舍身同泰寺，每次都是朝廷花了大量的香火钱才把他赎出来还俗。他的第四次舍身是在太清元年（547）三月，历时一个月，所花赎钱为“一亿万”，这为同泰寺带来了巨额资金。

武帝本人是可以划入“义学”一类的，他对佛经很有研究，尤重《般若经》、《涅槃经》、《法华经》等，他常常为大家讲经说法，召开各种法会，开设过千僧会、无遮大会。中大通元年（529）开设的无遮大会，参加者有道俗五万多人。他的佛教撰述，则有《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注解》（现仅存序）、《三慧经义记》（《三慧经》本是《摩诃般若经》中的《三慧品》，萧衍认为此品最重要，因而独列为《三慧经》）、《制旨大涅槃经讲疏》、《净名经义记》、《制旨大集经讲疏》、《发般若经题论义并问答》（均佚），另著有《立神明成佛义记》、《敕答臣下神灭论》、《为亮法师制涅槃经疏序》、《断酒肉文》、《述三教诗》等，均存。

武帝在哲学上对中国佛教的贡献，突出之处是把中国传统的心性论、灵魂不灭论和佛教的涅槃佛性说结合起来了，他本人是属于涅槃学派的，主张“神明成佛”，所谓“神明”，是指永恒不灭的精神实体，它是众生成佛的内在根据，“神明”也就是佛性。他又提出三教同源论，认为儒、道二教同源于佛教，老子、孔子，都是释迦牟尼的弟子，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三教可以会通，同时，三教的社会作用也是相同的，都是教化人为善。

除了自身奉佛，萧衍还大力扶持佛教事业的发展。他非常支持外僧的译经，僧伽婆罗被他召入五处译场从事译经，所译经典，又请宝唱等人写疏，他甚至“躬临法座，笔受其文，然后乃付译人”。真谛在萧衍门下也受到礼遇，只是因为侯景之乱，真谛的译事难申。萧衍和国内法师的关系也很密切，宝亮、智藏、法云、僧旻等人，都是萧衍非常器重的。他组织僧人编撰佛教著作，编成的作品至少有十二种。他还广造伽蓝，所建有大爱敬寺、智度寺、光宅寺、同泰寺等十一座，各寺铸有佛像，大爱敬寺有金铜像，智度寺的正殿铸有金像，光宅寺有丈九无量寿佛铜像，同泰寺有十方银像。

禅宗祖师菩提达摩南北朝时期来中国弘法，与梁武帝会谈。但因理念不合，话不投机，离开梁朝而北去。

在梁武帝的支持下，梁代佛教达到了南朝佛教的最盛期，他最后在侯景之乱时，饥病交加，死于寺中。但武帝之后，梁简文帝和梁元帝也都笃信佛法。

沈约（公元441-513年），字休文，吴兴武康（今浙江德清）人，为齐梁文坛领袖，文学成就较高，和谢朓等开创了“永明体”，讲求声韵格律，促成了诗歌由古体向近体的发展。

谢朓（公元464-499年），字玄晖，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曾任宣城太守，与谢灵运并称“大小谢”，擅长山水诗。其诗歌讲究平仄四声，音调和谐且情景交融，自然清发，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影响。

萧琛（公元478-529年），字彦瑜，南兰陵人。少明悟，有才辩。

陆倕（公元470-526年），字佐公，吴郡吴（江苏苏州）人。少勤学，善为文，文辞甚美，昭明太子萧统称其“才学罕为邻”。

任昉（公元460-508年），字彦升，乐安博昌（今山东寿光）人，以表奏见长，与沈约有“沈诗任笔”之称。王融、范云的文学成就也比较高。

王融（466~493年），字元长，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市）人。南朝齐文学家，东晋宰相王导六世孙，刘宋庐陵内史王道琰之子。

范云（451～503年），字彦龙，南乡郡舞阴县（今河南泌阳县）人。南朝梁大臣，著名文学家，范缜的从弟。

南北朝齐永明年间，有一大群文士集合于竟陵王萧子良左右，形成了一个文学群体，文学史上称“竟陵八友。”《梁书·武帝本纪》：“竟陵王子良开西邸，招文学，高祖(萧衍)与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并游焉，号曰‘八友’。”这些人中，沈约、谢朓、范云、都是一代文人。[1]

他们彼此唱和，互相推波助澜，形成了一股文学潮流。《南齐书·陆阙传》：“永明末，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琊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颙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永明体作家把声律和对偶方面的知识运用到诗歌创作上，所作诗平仄协调，音韵铿锵，词采华丽，对仗工整，体裁短小，为格律诗的产生奠定了基础，是从“古体诗”到格律严谨的“近体诗”的过渡，故又称新体诗。“永明体”文学家们虽然在运用声律等技巧上有一些成就，但思想内容却比较贫乏、空洞，形式主义倾向严重。其中一些骨干成员，齐亡后仕梁，在萧衍、萧纲父子影响下大写轻靡柔艳的色情诗，成为宫体诗的主要作家。文学史上又称这—时期的文学风格为“齐梁体”。宋严羽《沧浪诗话·诗体》：“齐梁体，通两朝而言之。”清姚范《援郭堂笔记》：“称永明体者，以其拘于声病也；称齐梁体者，以绚艳及咏物之纤丽也。”

竟陵，今湖北省天门市，古时称竟陵县，为萧子良封地，自古人文昌盛，故以此名，后亦有文学学派竟陵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