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翎

早年经历

两岁时徐家迁至南京。在路翎二岁时，父亲赵振寰因故自杀身亡，不久徐氏举家迁南京，其母改嫁。

教育经历

1935年入江苏省立江宁中学。

1937年冬天，随家入川，就读于国立四川中学，但因思想左倾，在高中二年级时，被学校开除。

工作经历

1940年曾任国民政府经济部矿治研究所职员、煤焦办事处职员，南京中央大学文学系讲师。

1950年初调到北京任青年艺术剧院创作组副组长

任中国戏剧出版社编审。

写作经历

路翎(中)

1937年开始发表作品。

17岁时以短篇小说《“要塞”退出以后--一个青年经纪人底遭遇》受胡风赏识而于文坛初露头角，自此成为三十年代七月派的主力作家。

1938年，写了一首长诗《妈妈的苦难》，向胡风主编的《七月》投稿，没有发表，但他得到了胡风的鼓励。

1939年，短篇小说《要塞退出之后》被胡风采用。发表在1940年的《七月文丛》。这时用“路翎”作笔名。（他之所以用“路翎”做笔名，是为了纪念初恋对象李露玲。）

1940年之后曾在矿区生活工作，因此创作了《家》《祖父的职业》《何绍德被捕了》《卸煤台下》等反映矿区生活的作品。

1942年4月写成了著名的中篇小说《饥饿的郭素娥》。

1944年发表《饥饿的郭素娥》。

1945年发表《财主底儿女们》表现封建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的心路。

1949年7月写出反映工人护厂斗争的剧本《人民万岁》，11月完成《女工赵梅英》。

后创作《英雄母亲》《祖国在前进》等剧本。

1951年发表的剧本《英雄母亲》《祖国在前进》等也未得到公演机会，还不时遭到批评，被扣上“明目张胆地为资本家捧场的作品”的帽子。在此期间，还出版了短篇小说集《朱桂花的故事》和《平原》。

1953年后发表了反映中国人民志愿军生活的短篇小说《初雪》《洼地上的“战役”》等，得到大量读者好评，却继续遭到中共作家的批判。

1954年出版散文集《板门店前线散记》，5月起全国几大报刊纷纷发表批评文章，针对《洼地上的“战役”》中描写志愿军战士谈恋爱违反军纪等，扣上“个人主义”、“温情主义”、“悲观主义”等帽子。

1954年上半年撰写《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后以“三十万言书”著称），同年11月，不满于一些批评家“以政治结论和政治判决来代替创作上的讨论”，又写出四万余言的反批评文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批评？》，

本来还写了一部长篇《战争，为了和平》未发表。

1980年后曾逐步恢复了一些文学才能，重新发表了一些文学作品，但再也不是以前才华横溢的路翎了。

著有《罗大斗底一生》《王炳全底道路》《蜗牛在荆棘上》《燃烧的荒地》《王贵与李香香》《朱桂花的故事》《祖国在前进》等。

情感生活

1944年8月15日与电台报务员余明英结婚。

健康状况

1994年2月12日在客厅中突然摔倒，因脑溢血而遽然去世。

路翎作品

因写《实战日记》而被学校开除。

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后，出任南京军事管制委员会文艺处创作组组长，

1949年后历任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创作组组长，中国剧协剧本创作室专业作家。

1952年9月《文艺报》加编者按发表“七月派”著名作家舒芜反戈一击《致路翎的公开信》，直指路翎属于“以胡风为首的一个文艺上的小集团”，“在基本路线上是和党所领导的无产阶级的文艺路线——毛泽东文艺方向背遭而驰的”。1952年12月，路翎主动要求赴朝鲜前线体验生活，

1953年7月回国，9-10月参加在北京召开的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作协理事，

1955年6月19日被当作“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抄家和逮捕。

1965年保释出狱。但在保释的一年内路翎写了三十余封上诉信，结果被以书写反动信件的罪名再抓起来。路翎感到绝望，精神从此变得失常。

1975年出狱。参加劳改，发配在街道扫马路。把自己很少的钱都拿来买酒喝。什么菜也不要，端起酒瓶就喝。妻子让他上街买酱油，他买回来的还是酒，酒精也损害了他的大脑，已经成为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

1980年11月18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告路翎无罪。

中国作家协会第二、四届理事。

批评指责

中共主流文艺批评家对路翎的创作天才也是承认的，但是他们认为，路翎的创作走上了邪路。他们的批评与指责主要表现在两点。

一是认为路翎笔下的人物不真实。工人不像工人，农民不像农民，认为工人和农民不可能有那样复杂的心情，认为路翎硬把属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东西装到了工人农民心里去。胡绳对路翎小说的心理描写特色作出了这样的批评：“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往往是一方面为自己心情上的复杂的矛盾而苦恼，另一方面，却又沾沾自喜，溺爱着自己的这种微妙而纤细的心理，以为凭这点，正足以傲视于一切市侩。”

二是批评路翎小说主题。胡绳对路翎小说的主题有这样的批评：“他们不了解人民的力量存在于人民大众从被压迫生活中的觉醒与可能觉醒中，却反而想去从人民中找什么‘原始的强力’，他们不了解人民的力量存在于觉醒的人民的集体斗争中，却片面地着重了‘个性解放’的问题。”胡绳认为：“作者多追求着的‘人民的原始的强力，个性的积极解放’是和为了不使自己为生活‘压溃’，而从生活中‘飞’起来的要求相联结的，表面上是要‘强’，要‘解放’，实际上却是想超脱现实生活逃避现实的斗争。”

在40年代末已经形成了新的文学规范，即要求文学表现人民群众，倡导集体主义精神，反映阶级斗争生活，在这种文学规范的对照下，中共主流批评家批评路翎丑化了人民，提倡的是个人主义，赞扬的是个性解放，是不符合革命文学的要求的。

社会影响

路翎作品集

著名批评家李健吾曾经称路翎为中国“未来的左拉”。其实更准确的称呼是，路翎是中国“未来的“罗曼·罗兰”，他的创作手法与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相似。用胡风的话说：“路翎所要的并不是历史事变的记录，而是历史事变下面的精神世界的汹涌的波澜和它们的来根去向，是那些火辣辣的心灵在历史命运这个无情的审判者面前搏斗的经验。”

《路翎小说选》的编者朱珩青所这样评价路翎的小说：“这小说是别一种声音。”路翎的小说不同于现代文学史上的一般作品，他的近于残酷的灵魂的拷问与“歇斯底里”的变态情绪，常使读者痛苦不已，进而“废书不观”。

我们读路翎的小说，会发现他笔下的主要人物似乎都有点神经质，其性格和心理是不稳定的，甚至都有点疯狂与变态。

路翎说他“不喜欢灰暗的外表事象的描写”，并说他笔下的“自发性的反抗与自发的痉挛性（即使是潜伏的意识中），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认为它是可宝贵的事物，而且，在黑暗的重压下，更是这样的”。当人们责备作者主题思想“不健康”，认为中国人民是没有这些的时候，他肯定地回答说：“我认为是有这些的。”胡风在与路翎的谈话中也曾指出：“民族不重视这种心理描写与内心剧烈纠葛的揭露的，不重视这种狂热热情的，人们是理智的。”

路翎曾这样解释自己这样写的原因，他表示自己“寻求而且宝贵”着“在重压下带着所谓歇斯底里的痉挛、心脏抽搐的思想与精神的反抗、渴望未来的萌芽”。他不再满足于“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博大悲悯，而“竭力扰动，想在作品里革生活的命”。路翎以巨大的热情投入到对于人的灵魂的探寻中去，使得长久以来埋藏在人们灵魂深处的情感与理性冲突的火花得以闪现出来，丰富了现代文学对于人（尤其是下层劳动者）的心灵世界的描写，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现实主义强度”。

路翎笔下的人物都带有一种强烈的浮雕感，线条粗犷、动作僵硬，缺乏现实人物的纤巧、灵敏与情味。每个人在生存的苦难中都表现出“拉奥孔”式的痛苦、绝望与疯狂。

路翎的作品大都是悲剧性的，但是作品中又透出一种乐观的力量，即使在最阴暗的情境中，也腾跃着一种征服的激情与豪迈。他的主人公大多是现实人生中的失败者，但面对现实人生的绝望，他们又无一不是为“理想”而战的斗士，他们“也许是负担了在别人看来是失败的结果，可是战斗即胜利”这种“西西弗”式的反抗精神在他们身上以各种形态体现出来，表达了路翎反抗绝望的姿态。

主题的“疯癫”与叙述的“疯癫”在路翎的小说中是一致的，换句话说，路翎是用叙述的“疯癫”在表现主题的“疯癫”。

路翎把一切诗的、散文的技法嵌入小说，句子成分也在中西语法的边缘无节制地膨胀。路翎的语言有些冗长与繁琐，我们在这里看出作者写作时心境的沉重。路翎的小说不是那种以飘然的态度写出来的东西。

路翎作品封面

路翎的语言还有一种焦灼感与芜杂感。在路翎的小说中，个体生命的争斗不仅停留在外在的行动中，同时灵魂的深处亦有血淋淋的谋杀与吞噬。整部作品就如一座巨大的舞台，充斥其间的是紧张的激情与冲突。冲突蕴藏在每一个瞬间。由冲突而危机进而情感迸发，这一切都发生在极短的时间内，人物行为大起大落，情绪跌宕起伏，造成人物关系和场面的极度紧张。路翎特别擅长描写人物的瞬间心理和瞬间心理的变化，追求人物心理变化的幅度、速度和强度。比如在《燃烧的荒地》中，郭子龙先是公开宣称要向地主吴顺广复仇，但过不了多久，他居然又成了吴顺广的帮凶。有一次他到寺庙里，非常虔诚地想当和尚，但忽然又转到恶意的嘲弄和尚。这种心理的巨大转折被路翎写得丝丝入扣。

路翎似乎急切地寻求着最富表现力的表达方式。但语言在五光十色的客观世界面前总显出无能的窘相。路翎似乎也感到无力用语言将自我心中的感触精确完美充分地表达，于是焦灼、反抗，当进入一种迷狂的状态中时，语言之流便汩汩滔滔，裹挟着珍珠与泥沙，以不可阻遏之势倾泻而下。激情掩盖了无能，芜杂代替了精确，从中我们体味到现实人生的深邃、博大，如海洋般无际无涯，但另一方面，难以把握的困惑也随之而来。人们不能清晰地洞察其中的任何一种情绪、意象，因为在你把握了一种之后，必然会在同一部作品中发现与之相矛盾的同体异质。这是一种最大限度的原生态，是超乎于批判现实主义典型观的一种艺术美学。它是由路翎内在的艺术气质决定的。

路翎的小说语言不像萧红的《呼兰河传》那样抒情而感伤，他似乎不是用笔在描写他的人物，而是用鞭子在抽打他的人物，把他的人物抽打得满身血痕。冗长的句子是鞭子的长度，贬义的词句是鞭子上的毒刺。

路翎追求的是粗犷的力之美，沉重的情感份量和激荡的心理狂潮。路翎在创作中是提倡战斗的热情的，他说：“万物静观皆自得，我们不要，因为它杀死了战斗的热情。将政治目的直接地搬到作品里来，我们不能要，因为它毁灭了复杂的战斗热情，因此也就毁灭了我们底艺术方法里的战斗性。”在他的笔下，京派作家那种明心见性的静观的审美态度，以及冲淡、明净、节制、圆润的笔情墨韵，已经荡然无存。他牺牲了艺术上的空灵和精致，换取了犷野雄放，元气淋漓。正如胡风所说：

从这里也就产生了他底创作方法上的特点。他不能用只够现出故事经过的绣像画的线条，也不能用只把主要特征底神气透出的炭画的线条，而是追求油画式的，复杂的色彩和复杂的线条融合在一起的，能够表现出每一条筋肉底表情，每一个动作底潜力的深度和立体。

李健吾这样形容路翎的风格：

路翎先生让我感到他有一股冲劲儿，长江大河，漩着白浪，可也带着泥沙……他有一股拙劲儿，但是，拙不妨害冲，有时候这两股力量合成一个，形成一个高大气势，在我们的心头盘桓。

路翎的作品在四十年代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时有青年给路翎写信，信中这样说：“路翎先生，你底火辣辣的热情，你底充沛的生命力，你底精神世界的追求力，拥抱力，惊人地震撼了求进步的青年人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