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人口

唐朝人口

8050万 (天宝十四年)

唐朝（618年—907年），是继隋朝之后的大一统中原王朝，共历二十一帝，享国二百八十九年。隋末天下群雄并起，617年唐国公李渊于晋阳起兵，次年称帝建立唐朝，定都长安。

因隋炀帝杨广造成的隋末天下大乱导致全国人口锐减，至唐高祖武德年间仅200余万户，李唐统一全国后户口开始逐步恢复。唐太宗贞观十三年，户数恢复至304万，人口达1235万，又获塞外归附人口120余万。

高宗永徽三年（652年）全国有户380万。武则天神龙元年（705年）全国有户615万，约3714万人。唐玄宗天宝十三年（754年），户数9619254，口数52880488，为官方户口统计的峰值。安史之乱后，因藩镇割据及户籍统计和管理混乱废弛，户口数不符合实际情况，据学者分析广德二年（764年）全国人口至少有4600万到4700万左右，晚唐人口峰值达六千万左右。

现代学者们普遍认为唐朝的人口峰值出现在唐玄宗天宝十三年至十四年间（754年-755年），因学者考虑到佃农、隐户、奴仆、士兵、僧道、外族等不纳入户口统计的人而对唐朝人口峰值有不同看法。唐朝史学家杜佑认为唐朝天宝年间户口峰值为一千三四百万户现代学者赵文林、谢淑君认为天宝十三年（754年）唐朝人口顶峰6300万。

现代学者冻国栋认为唐朝人口峰值在唐玄宗天宝十三年（754年）大约1430-1540万户约为7475-8050万人现代学者王育民认为唐朝天宝年间户口峰值为8050万葛剑雄认为唐朝天宝十四年（755年）左右的人口峰值在8000-9000万之间现代学者陈旭麓提出唐朝人口峰值是9254万人日本学者日野开三郎更认为唐朝人口最高峰时2000万户，人口达1.4亿人。

唐朝人口最多多少人（从人口150万到12）

陆游晚年住在老家绍兴，写了本书叫《老学庵笔记》。老学庵就是他住的房子。在这部笔记里，写的都是他看到或者听到的一些时事及段子。

其中有一段讲到南宋当时围湖造田现象非常严重。比如他居住地附近有个镜湖，当时“为人勤耕几尽”。

而且这是全国现象，再比如今天成都市中心天府广场一带，在隋唐时代曾经是个大湖，叫摩诃池，曾是成都最负盛名的游览胜地，就如同西湖于杭州。但在陆游那个时代，也被填起来造田。

不仅如此，宋代长安民间的田地交易契约上，赫然写着”某处至花萼楼，某处至含元殿”的段落，这些原先的风流显赫，在宋代留下的却是一片片金黄的麦田。

打个比方，这就像有人一觉醒来穿越到22世纪，却发现华尔街和百老汇变成了农田一样震撼。

史学界有个词叫“唐宋变革论”，说从唐到宋出现了从中世纪到近代的大变迁。从地理上来说，中华文明的重心东移，在陆游他们那代人看来，这代表着传统文明痕迹的消逝。

最典型的是长安，在唐宋之际，宋人最喜欢做的事就是感叹长安的光荣不在。

如果光看城墙内面积的话，唐代长安城的面积有84平方公里，包括外郭城，皇城，宫城三个部分。而宋代的长安只是利用了过去皇城的旧址加以改造，城墙内的面积仅为唐代的1/16。

而人口方面更是锐减，盛唐时期的长安城人口超过百万，其中有些地段人口密度超过每平方公里一万人，与今天高层建筑林立的现代城市相当。

但宋代长安城的人口却不超过20万人，北宋中期收到的商税仅8万贯，约为首都开封的1/5，在全国来说排名第十六位，已经是普普通通的一个地方城市。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把宋代长安地区的城乡人口都计算在内的话，整个地区的人口并不比唐代少。唐代长安下辖23个县，在鼎盛时期每个县平均人口15000人，总人口约36万户，近200万人。

而宋代长安下辖13个县，比唐代时辖区少了一半，但在鼎盛时期平均每个县人口达到18000人。总人口约23万户，人口约115万。

所以总人口没明显下降，总人口密度甚至还有所增加，下降的只是生活在长安城内的人口数量。放今天来说，就是从唐到宋，长安地区在“反城市化”，原先的官员、商人、工匠、僧侣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大批的农夫。

这反映在地名上就很明显了，曾经的“下马陵”变成了“虾蟆陵”，“建章宫”变成了“贞女楼”，从地名格调上就下降得很明显。原先高雅的唐代宫廷文化被土里土气的乡土气息取代。

为什么失去首都的地位，会对长安的打击这么大？

这里要讲下城市发展的逻辑。现代城市讲究产业为先，城市因产业而富，吸引人口聚集，基础设施得以更新，然后又进一步吸收更多的产业。再带来更多的人口。

而产业发展看什么？虽然政策原因不容小视，但归根到底还是要看地理和自然与社会环境。

比如为什么首钢会从北京迁移到唐山？

唐山有什么?有个叫曹妃甸的岛，这个岛四面环海，适合修建优良的深水港，炼钢厂修建在这里，无论原料输入和输出都很方便。同时四面环海，炼钢厂排放的污染也不容易污染到市区。这就是大部分的发达国家都会把钢铁厂建在港口附近的原因，

但是在工业革命之前的传统中国，城市发展的逻辑却不是这样。（全世界其实都差不多）

中国传统的大城市都是以政治和军事目的为优先发展起来的。从西周开始到唐代这1200多年里，中华文明的首都基本都没离开长安。凡是像样的朝代，都会在长安定都。在这里定都本身就有政治合法性 BUFF。

另外从军事上来说，关中平原三面环山利于防守，再加上依托地形人为修筑的萧关，大散关，武关，和函谷关，潼关等军事要塞。在任何军事统帅看来，都是完美的建都之地。

另外，在当时在这里定都也有经济上的考虑。

今天我们谈天府之地是说成都，但在先秦时期，这个词却是用来形容关中平原的。在战国时期，秦国修筑的郑国渠使得关中平原沃野千里，成为当时最好的农耕地。而农业的发达提供了足够的资源，来供养巨大的脱产人口。史记中甚至说，关中地区虽然人口和面积都只占天下的1/3，但却集中了天下六成的财富。

所以从周到隋唐，定都在长安，是将政治，军事，经济三大优势合一。所以长安的首都地位固然金汤。

但是到了唐代，虽然长安城的人口不断上升，但关中平原的人口比重却不断下降。在唐初到中唐这段时间里，关中地区的人口比重开始低于全国10%，而人口密度更远远低于河南、河东、河北、淮南、江南这些地区。

也就是说，在安史之乱之前，经济中心和人口中心已经东迁了，而政治中心却还留在关中平原。这就带来了隐患。关中平原凭借自身根本无法供养长安。

俗话说百里不贩樵 千里不贩籴。如果粮食生产中心和消费中心相距更远，那么就没法凭借市场规律来解决问题，就要出现饥饿。

所以唐代强盛的时候，用政治权力来征收河北与江南的粮食，再运到长安供宫廷和管理消费-----在长安的粮价一般远远低于运输成本。这代表长安是全唐朝百姓血汗供养起来的，而长安则反过来为全国提供“管理艺术”。

唐代长安每年需要的外来输入粮食400万石，这些粮食大多依靠黄河来运输。但是在粮船朝长安运的途中，却有一道拦路虎。这个拦路虎叫三门峡。

今天提起三门峡大家只知道三门峡水电站，但在秦朝到隋唐的历史上三门峡却一直是全国大难题，因为黄河流到这里后进入了狭窄的峡谷，流速加快，水中布满了巨石和暗礁，以及漩涡。非常不利于行船。

粮船一不留神就会撞上去支离破碎，据说每三艘船就会有一艘被撞沉。唐朝时在三门峡一带船上撑篙人被称为“门匠”，通常都是山西平陆人。自古有句话“自古无门匠墓”，为什么没有？因为门匠们都迟早会死在水里。

不仅如此，因为要对抗巨大的逆流冲力，往往通过一艘船就需要数百人在岸上拉纤，河道又狭窄，有时一天难得过一条船。所以只有舍水就陆，把粮食从船上卸下来，在蜿蜒险峻的山道上用牛车运输，等过了这一段后再运到船上去。

但是当时的条件下山道也不好走，狭窄陡峭经常只能容一车通行，又常常遭遇山石滑落，甚至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等------------总之一句话，在近代炸药出现之前，从东部地区通向长安的大规模运输问题是无法彻底改善的。

所以不管定都在长安的政治和军事优势有多么明显，经济要素却一直要求新兴的王朝放弃长安，定都在更东边的位置。

唐代以后的朝代，不再想背负这个沉重的负担，直接在三门峡以东，更方便水运的地方定都。从洛阳，开封，再到北京，南京。无一不是为了降低物流成本。

而更加雪上加霜的是，由于历代对森林的砍伐，关中地区水土流失严重，环境的破坏带来人类社会问题的激化，内战与骚乱不停，于是近代西安人口进一步减少，在民国时期，人们谈到西安，已经不把他当成主要城市，在1930年，西安城市人口仅12.5万，仅为1840年的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