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洛万·吉拉斯

米洛万·吉拉斯的个人简介

米洛万·吉拉斯（ 英语：Milovan ·ilas，塞尔维亚：Милован ·илас，旧译：密洛凡·德热拉斯，1911年6月4日――1995年4月20日）。前南斯拉夫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政论家、作家、党务和国务活动家。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南斯拉夫人民阵线主席团副主席，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副总统，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国民议会主席。

人物生平

学生时代

1911年6月4日生于黑山（旧译门的内哥罗）科拉欣附近的一户农民家庭。黑山族人。早年在贝拉内接受小学至高中的教育，在中学时代积极从事诗歌和歌曲的创作，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好评。1929年就读于贝尔格莱德大学，主修哲学和法律。在大学读书期间，接受资产阶级学说的影响，同时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参加进步学生运动，在左派学生团体中极为活跃。1932年9月加入南斯拉夫共产主义青年团，从事大学生的宣传工作和解释工人运动和共产党的目标和任务。1932年底成为南斯拉夫共产党预备党员，1933年4月正式加入南斯拉夫共产党。

革命工作

1933年大学毕业后，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同年，因参加反对王室的示威，被当局逮捕，判处徒刑三年。在斯雷姆斯卡米特罗维察监狱服刑期间，翻译了三部高尔基的长篇小说和十部短篇小说，还翻译了约翰·弥尔顿的《失乐园》，并且撰写他的小说《涅戈什的传说》。1937年初，出狱后不久，同刚从莫斯科回国的南共中央总书记约瑟普·布罗兹·铁托在萨格勒布首次会面。1938年接受党的委托，组织志愿者赴西班牙参加反法西斯战争（西班牙内战），同年经铁托提名，当选为南共中央委员，以加强党的领导。1940年10月在南斯拉夫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上当选为南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成为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机构核心成员，主管宣传和鼓动工作。

人民解放战争

1941年4月德国法西斯入侵南斯拉夫后，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萨格勒布会议确定了开展武装斗争的方针，成立以铁托为首的军事委员会，吉拉斯当选为军事委员会委员，同年6月任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和游击队最高司令部成员。1941年7月参加南共中央政治局第四次会议，被委任为中央委员会全权代表，与阿方索·约万诺维奇等同志在黑山组织和领导人民进行武装斗争，任黑山、博卡、桑扎克人民解放军和游击队总司令部政治委员，是黑山“七·一三”反法西斯武装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1941年10月调回最高总部，在乌日策共和国负责并参与南斯拉夫共产党机关报《战斗报》的编辑工作。1941年11月德军第一次反南斯拉夫游击队攻势（第一次敌人进攻）后，随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和游击队主力撤退至桑扎克地区的兹拉蒂博尔。1942年3月一度重新回到黑山工作。之后，他在波斯尼亚克拉伊纳领导《战斗报》的编辑和出版工作，并监管南共中央委员会的《无产者报》的工作，制作最高司令部通报，他曾在“自由南斯拉夫”广播电台发表文章，介绍在黑山、黑塞哥维那和斯洛文尼亚开展的南斯拉夫民族解放运动。

1942年11月在比哈奇会议上当选为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委员，1943年11月在亚伊策会议上当选为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主席团委员。

1944年3月，受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和游击队最高司令部委派，吉拉斯和韦利米尔·泰尔齐奇率领军事代表团访问莫斯科，争取苏联承认南斯拉夫全国解放委员会为南斯拉夫的临时政府，争取苏联对南共领导的南斯拉夫游击队的物资援助。在莫斯科期间，他们与斯大林、季米特洛夫、莫洛托夫等苏联和共产国际领袖举行会晤。

1944年秋，吉拉斯和铁托、爱德华·卡德尔、亚历山大·兰科维奇等南共中央领导人以及康斯坦丁·科查·波波维奇、佩科·达普切维奇等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主要将领与苏联驻南斯拉夫军事代表团团长科尔涅耶夫将军在贝尔格莱德举行会谈。鉴于苏联红军进入南斯拉夫，不久便发生多起侵犯居民利益的不法行为，在会晤中，吉拉斯以尖锐的言词指出：“我们的敌人正利用这事来反对我们，并把红军士兵的暴行与英国军官的行为相对比，英国军官倒没有这样过分。”提请科尔涅耶夫注意某些苏联士兵和军官的有损于红军威信的不轨举动。

1945年4月，吉拉斯和铁托率领南斯拉夫党政代表团访问莫斯科，与苏联签署了有效期为20年的《苏南友好互助和战后合作条约》以及有关贸易协定，同时也是为了弥合双方在战争期间和战后所出现的争执。

战后时期

1945年3月7日――1945年4月17日任南斯拉夫民主联邦临时政府黑山部长（相当于黑山政府总理），1945年4月起任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联邦政府不管部长。

1947年9月，卡德尔和吉拉斯作为南共代表出席苏、波、捷、匈、保、罗、南、法、意等欧洲九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在波兰召开的会议，会上决定成立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此时，南苏关系已日趋紧张。1948年1月，据称斯大林亲自提名由吉拉斯率领代表团去苏联，以便协调两国政府对阿尔巴尼亚的政策。吉拉斯、斯韦托扎尔·伏克曼诺维奇-泰波、科查·波波维奇等代表团成员从贝尔格莱德乘火车经罗马尼亚抵达莫斯科。此次访苏以及同斯大林的会见，给吉拉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加深了对苏联的不满情绪。

1948年苏南冲突期间，他是铁托的主要助手，起草了南共答复情报局的文稿。1948年6月28日，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布加勒斯特会议（南共未出席）通过了《共产党情报局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情况的决议》，并宣布南斯拉夫共产党被开除出情报局。当天晚上，吉拉斯起草对情报局决议的答复稿。次日，即6月29日，铁托主持召开南共中央全会，通过了这一措词尖锐的文件，拒绝情报局的指控，重申对自己领导人的信任。南共中央机关报《战斗报》同时刊载了情报局和南共中央的两个文件，让人民群众作出判断。

1948年7月在南斯拉夫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南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并兼任中央宣传和鼓动部部长。1949年4月当选为南斯拉夫人民阵线主席团副主席。1952年11月在南斯拉夫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南斯拉夫共产党改名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吉拉斯当选为南共联盟中央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书记，负责思想宣传工作。1953年1月26日当选为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副总统，1953年12月25日当选为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联邦国民议会主席。这一时期，他成为党和国家的第二号人物，被视为铁托的接班人。

与铁托分歧

1953年10月以后，吉拉斯同铁托等领导人在如何改革南斯拉夫政党体制、摆脱苏联模式的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1953年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布里俄尼岛举行（布里俄尼全会），南共联盟六届二中全会谴责官僚主义的同时，更加强调了思想自由化的危害，指出各种假冒科学的、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在思想自由的名义下流行起来，造成了个别共产党员政治敏锐性减弱，并提出了要“经常把一切妨碍共产主义者联盟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团结的分子清洗出来”。对此，吉拉斯认为铁托是在开民主化改革的倒车。

吉拉斯主义

吉拉斯在1953年10月和1954年初在《战斗报》和《新思想》杂志上发表一系列署名文章，在批判斯大林主义、反对官僚主义势力和发扬民主的幌子下，要求取消“党的垄断”，实行多党竞争，成立像“辩论俱乐部”、“自由人同盟”之类的组织。在这一系列文章中，吉拉斯首先把矛头对准了南共联盟内部的官僚主义，认为官僚主义是南斯拉夫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最主要的威胁。官僚主义已经扩散到了南共联盟和国家的所有组织机构中；更重要的是，它产生于社会主义体制本身，是“处于社会主义的现实目的，每天都出现的力量”。

他说“像现在这样的共产主义者联盟”，是民主的主要障碍，也是社会主义发展的主要障碍，“列宁主义式的党和国家（以党为基础的独裁政权）已经过时了”，“此刻所需要的是党对社会生活垄断的削弱”，“党、青年工作者和其他方面的专职工作人员是多余的，他们构成了一个官僚主义制度”。他要求把“官僚主义的形式改变成为真正民主的形式”即改变南共联盟的性质，实行西方式的多党制和议会民主。

对吉拉斯批判

吉拉斯的激进改革观点在南斯拉夫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铁托大为震怒。1954年1月10日，铁托主持召开了南共联盟中央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会议，在关于吉拉斯的问题上与南共联盟其他领导人统一了意见。会议决议指出：鉴于吉拉斯的观点已经在党员、干部和群众中造成了很大的混乱，中央执委会决定召开一次非常全会来讨论吉拉斯的问题。会议还指出，吉拉斯的观点只是其个人观点，并且与其他中央执委的观点相抵触，与南共联盟六大和六届二中全会的决议相抵触。

1954年1月16―17日召开了铁托主持的南共联盟六届三中（非常）全会，全会严厉地批判吉拉斯的错误。铁托指责吉拉斯把本应只能在党的代表大会上讨论的、事关南共联盟和社会主义发展的重大问题交给了非党员群众讨论，严重脱离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发展的实际，“取消共产主义者联盟和破坏纪律，是要使我们党的统一和我国的统一遭受巨大的损失”。

卡德尔把吉拉斯的错误归结为三个方面。一是错误地估计了南斯拉夫的阶级关系，认为南斯拉夫的工人阶级已经起到了应有的历史作用，工人阶级“不仅是已经不再需要，而且也根本没有了”。二是把社会主义民主制简化为自由讨论。从本质上看，吉拉斯的民主观是庸俗的无政府主义，而这种无政府主义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危害比官僚主义更大。三是根据自己的想象夸大了官僚主义的力量。吉拉斯对官僚主义的分析不是依据南斯拉夫的社会发展状况，而是把苏联的公式简单地转套到南斯拉夫。莫萨·皮雅杰、克尔斯特·茨尔文科夫斯基等南共联盟领导人纷纷对吉拉斯进行批判。

决议

最终，南共联盟中央委员会决定撤销吉拉斯的党内一切职务。南共联盟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三次（非常）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决议》。《决议》称：“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主要处理了米洛万·吉拉斯事件。经认真讨论，根据吉拉斯同志1953年10月11日到1954年1月7日在《战斗报》上发表的文章中的意识形态观点和政治观点，以及考虑他近几个月来的表现，会议作出如下决定：1.米洛万·吉拉斯在文章中表达的观点本质是与南共联盟六大采取的政治路线相违背的；2.由于吉拉斯在共产主义者联盟中的地位，这些观点在公众中产生了极大的混乱，并严重损害了共产主义者联盟和国家的利益；3.吉拉斯同志这些偏离中央委员会和全体共产主义者联盟盟员的观点和行为使他脱离了实际工作，并为破坏南共联盟的意识形态统一、组织团结以及取消南共联盟提供了政治基础。有鉴于此，南共联盟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决定，开除米洛万·吉拉斯中央委员会的职务，剥夺其在南共联盟中的所有职位并给予最严重的警告处分。”

随后，吉拉斯辞去联邦国民议会主席职务，1954年4月19日宣布退出南共联盟。吉拉斯事件后，南共联盟中央作出决定：领导人未经授权发表的言论和文章，只能代表他的个人观点，由他个人负责，不是他所在的领导机关的意见和决定，下级机关没有执行的义务。

独行者和异见者

1954年12月，吉拉斯因对美国记者发表攻击南共联盟领导人的言论，以“进行敌意宣传”罪被判刑一年半（未执行）。1956年12月在美国刊物上就匈牙利事件发表于南共联盟实行政策相悖的言论，被判处三年徒刑。1957年他的《新阶级》一书被偷运出境并在美国出版，被追加七年徒刑。1961年1月假释出狱。次年因在西方发表《同斯大林的谈话》，南斯拉夫当局以“泄露国家机密”的罪名判处他五年徒刑，并要求服完原判罪中尚未服完的三年另八个月徒刑。1966年12月获大赦，提前释放，但规定五年内不准公开发表他的任何作品。

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发生后，他获准出访英、美、澳。回国后，继续发表反对南共联盟的言论和著作，被禁止出国和禁止在国内出版他的任何著作。1979年他接受英国记者乔治·厄班的访问。谈话内容广泛，长达数小时，除阐述他原有的政治观点外，还对当代社会主义运动发表一系列观点。同年即因支持非法刊物出版，被罚款一万南斯拉夫第纳尔。1980年铁托逝世前夕，吉拉斯出版《铁托内幕故事》一书，称铁托是“伟大的、具有很大独立性的政治家”，同时又对他进行了批评。南斯拉夫舆论随即开展大规模的“反吉拉斯运动”。1984年4月参加反对派集会，遭内务部逮捕，后又获释，此后一直居住在贝尔格莱德。

1995年4月20日，吉拉斯在贝尔格莱德病逝，享年84岁，葬于家乡墓地。

人物思想

米洛万·吉拉斯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一位备受争议的人物，从一个共产党的领导人变为一个激烈的反对派，但他既不同于托洛茨基和布哈林，也不同于纳吉·伊姆雷和亚历山大·杜布切克，更不同于莱赫·瓦文萨、瓦茨拉夫·哈韦尔、热柳·热列夫、萨利·贝里沙之流。吉拉斯从“斯大林主义者”到“铁托主义者”最终转变为“乌托邦社会里的独行者和异见者”，他以共产党核心领导人和理论家的身份对社会主义体制进行激烈的批判。

吉拉斯曾积极拥护斯大林的主张，苏南关系破裂后，转而强烈抨击斯大林。在1948年时作为南共主要领导人的吉拉斯认为，南斯拉夫的革命已经成功，群众已深深地被南斯拉夫式的社会主义所迷住，对南斯拉夫式的社会主义模式产生了强烈的认同感，他们不再需要党政治上的教导，大胆地向美好社会跃进的时机已经来临。认为党应该和国家一样把权力交给人民群众，把党视为马克思主义论坛一样的组织，只负责讨论新的社会主义观念，党需要把这些观念提交民众，由民众自主决定是否采纳。认为民主集中制也已经过时了，反对继续实行民主集中制。在夺取政权时，民主集中制是有用的，而在政权已经稳固的情况下，民主集中制只会干扰民主化的进程。如果南共联盟不能把权力真正交给人民，官僚主义的规律就会重新起作用，民主化改革的成果就会丧失。

吉拉斯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几项内容。第一，以“人人平等”、“人人有份”为基本原则，对资产阶级成员也是如此。第二，以法律保障民主制度，不能以阶级斗争的名义把行政权力放在司法权力之上。“无视法律、把阶级斗争置于法律之上，会破坏法治和民主。政权机关（主要是法院、秘密警察和普通警察）的责任不是加紧阶级斗争，而应该是维护和执行法律。”社会主义的任何行为都必须以法律为准绳。第三，以自由讨论促进民主制度的建设。第四，放弃列宁主义的党和国家。列宁主义的党和国家的理论只适用于革命时期，“革命的形式一旦终止，民主一旦开始，不论在何处，列宁主义式的党和国家必然过时”。

1953年下半年开始陆续发表反对党内官僚主义的文章，1954年提出取消共产党的主张。在受到南共联盟中央的谴责后，更加强烈的提出资产阶级多党制民主的主张，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在《新阶级》一书中指出，资产阶级及其他阶级被消灭了，但一个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阶级却形成了；这个新阶级，这一群政治官僚所拥有的权力比以前历史上的任何阶级更为完全。共产党制造了这个新阶级，而且共产党是这个阶级的核心和基础，这个阶级靠共产党长成并变得越来越强，而共产党却越来越弱。当新阶级在新社会确立其权威地位后，他们以工人阶级的名义建立起对整个社会的独占，而对工人阶级和贫民的兴趣只限于利用他们去扩张生产。吉拉斯认为，在党内连丝毫的自由也没有；社会主义的政权乃是政府与人民之间潜存的内战的一种形式，是现代极权主义的一个类型。进入20世纪80年代，吉拉斯仍然积极宣传他的反对共产党的多党制民主主张。

吉拉斯反对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南斯拉夫解体和民族冲突，但他在80年代预言，分手会发生。 1981年，他预言，南斯拉夫将会由于铁托式官僚主义的倒塌带来种族和民族主义而瓦解：

“我们的体系建立在铁托个人管理上。既然铁托走了，严峻的经济形势要求更大的权力集中。但这种集中不会成功，因为它将剥夺各共和国的政治权力基础。这不是传统的民族主义，而是更加危险，各地的官僚不会放弃他们自身经济利益。这将导致南斯拉夫开始崩溃。”

“铁托靠他的专断的优势和权威保证了和谐，现在，只要有最微小的分歧，就可能引起很大的动乱。”“米洛舍维奇仍然有可能...保住一个联邦。最终可能会像英联邦，一个松散的邦联的贸易国。但首先，恐怕会有民族战争和叛乱。有如此强烈的仇恨在这里。”

“米洛舍维奇在塞尔维亚专制挑起真正分离。记住黑格尔说，历史总是重复两次，一次是悲剧，一次是闹剧身。我的意思是说，当南斯拉夫解体时，外面的世界将不会干预，因为它会和1914年一样。 ...南斯拉夫是共产主义实验的解体，我们会比苏联解体走的更远。”

吉拉斯于1988年就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苏联的经济和政治改革的问题接受新保守主义杂志的采访。吉拉斯将戈尔巴乔夫的行动形容为一个“严格的必要性。他们已经认识到，而在南斯拉夫、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中国共产党意识要早得多，即共产主义行不通。它既不是在经济层面，也不在工作满足人类基本需要和自由的水平。”

人物评价

从今天的角度客观地看待和分析“吉拉斯事件”。吉拉斯与铁托在南斯拉夫改革道路上的分歧代表了改革苏联模式的两种思路，即通过激进的民主方式彻底摆脱苏联模式，还是进行有限的改革以适应现实需要。对照苏联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吉拉斯和铁托的改革思路各有利弊。

吉拉斯倡导的通过加速南共联盟“消亡”的方式来摒苏联模式的主张有其严重缺陷，而铁托有限改革苏联模式的做法也为后来南斯拉夫政治危机埋下了隐患，最终导致南斯拉夫自治社会主义的失败，南共联盟消亡和联邦国家解体。吉拉斯主义的问题就在于“剑走偏锋”，过于理想化，严重脱离客观实际。在当时的客观环境和历史条件下，如果无视客观实际冒进改革，取消南共联盟的领导，带来不会是吉拉斯理想中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而只能是无序和混乱。

荣誉和著作

米洛万·吉拉斯是南斯拉夫人民军中将，曾荣获南斯拉夫人民英雄勋章、人民解放勋章、一级游击队员之星勋章、一级人民功勋章、一级各民族兄弟团结和友谊勋章、勇敢者勋章和“1941年游击队员纪念章”。

主要著有：《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斗争》（1948）、《涅戈什的传说》（1952）、《新阶级》（1957）、《没有正义的土地》（1958）、《同斯大林的谈话》（1962）、《黑山》（1963）、短篇小说《麻风患者及其他》（1964）、《不完美的社会》（1969）、《失败的战役》（1970）、《紫罗兰与石》（1970）、《世界与桥梁》、《生命的片段》（1975）、《战时》（1979）、《铁托内幕故事》（1980）、《花时间与铁托》（1981）、《这是当局》（1983）、《地牢守护者的想法》（1984）、《思想的监狱》（1986）、《华盛顿的兴衰》（1986）、《新阶级的衰落》（1998）和译著《失乐园》（1969）。